所谓“现象归纳”，是对一系列个别的外交现象和事实的梳理、总结和推理，从而得到普遍性的规律，这是认识上的进一步升华。如有学者对新中国头几年外交进行梳理，概括为三大特征——“革命性”、“内向性”和“过渡性”；有研究总结了冷战时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特征、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特点，等等。这种研究方法，有助于人们从全局高度相对完整地把握问题，从而更加深入和准确地认识、解释研究对象。

　　如果说历史描述和现象归纳让人对于相关问题“知其然”，那么，外交政策分析则是从不同角度探讨问题的究竟，让人“知其所以然”。比如，关于中苏同盟与中苏关系破裂问题，不少研究者选择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加以解读，指出意识形态的一致与差异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变迁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分析和解释对外政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冷战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尤其如此。许多研究成果，如《论1945年至1955年中国外交的“内向性”》、《物极必反：60年代的中国国内政治与中美关系》、《从解冻到建交：中国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等，正是“由内向外看”，深刻分析问题，论述具有说服力。

　　其他的一些研究视角，如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国际和国内互动等，在不少研究成果和论著中得以窥见。当然，有一种研究问题的角度是必须提到的，那就是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分析。和国外研究人员一样，中国学者也比较广泛地采用现实主义方法，从国家利益视角分析、解读和评价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

　　（三）中外交流增多，学术争鸣不断

　　20世纪80年代，由开放的环境造就的中外学术交流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对推动中外关系史和冷战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80年代初，一批由美国人撰写的关于40年代中美关系的著作传入中国，并被陆续译成中文出版，这对中美关系史研究乃至整个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80年代下半期，最早一批到国外访问、进修的中国学者回国后，写出了有分量的学术专著。1987年，中美两国的中青年学者第一次坐在一起，探讨1945年至1955年的中美关系，内容不仅涉及抗日战争后期美国与国共两党的关系，还涉及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美关系、朝鲜战争和第一次台海危机等当时还相当敏感的问题。[1]

　　进入90年代，得益于中美及国际上大量的解密档案和新发表的当事人回忆录，中美学术交流与合作进入新的阶段。这一工作起步于1995年春，两国学者利用各自接触到的本国国内的文献资料，撰写研究论文，然后进行交流。这些合作项目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关于冷战初期中美冲突的起源和升级的研究成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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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有关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见章百家《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述评》，《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会议论文见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2]2000年11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一书，正是这一合作研究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