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抗美援朝战争的中国外交决策，是学者和有关人士探讨较多的问题。相关的论著从危机处理、中美决策比较等角度对中国出兵决策、越过“三八线”决策、停战谈判决策等进行了梳理。[1]新近的研究成果，涉及到1954—1955年、1958年、1995—1996年三次台海地区军事斗争过程中中国决策的基本特点，如决策目标的多样性、有限性和政策调整的随机性。研究还进一步提出，军事斗争在统一台湾战略中的地位、与中美关系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以及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基本特点，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结、相互影响的，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分析台海军事斗争决策的一个基本框架。[2]

　　努力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于冷战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其间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研究成果的理论色彩和思辨性不够，外交档案和文献的开放严重不足，研究状况的不平衡及研究的重复等等。

　　针对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今后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加强：

　　第一，加强理论指导，注重研究方法。作为一门科学，中国外交研究理应具备作为指导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的概念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指导行动的最高准则，而是学术思想，是观察和认知世界的不同角度，是指导知识研究和使知识系统化的范式。”[3]理论指导与研究方法同是促进和深化冷战时期中国外交研究的两个相辅相承的要素。

　　第二，借鉴“国际史观”，综合运用多边档案和资料。“所谓国际史观，其基本涵义是摒弃国际关系研究中仅以两国间关系或国家间外交关系为主的狭隘视野，而把具体的国际关系演变置于世界总体局势之中，宏观地、全面地加以考察，特别突出多国间关系以及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的深层次因素；它不仅关注外交关系，而且也注重政治、经济、社会等深层次因素。”[4]同时，注重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广泛性与可靠性，运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边外交档案和文献资料，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外交档案开放不够的缺憾，而且有利于更加客观、完整地把握研究对象，得出更为可靠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

　　第三，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和对话。学术研究，本质上是对未知领域和问题的探讨，这种探讨，不仅是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的，也应当是不同的研究主体之间的。只有持续不断的学术交流和对话，才能形成相得益彰、学术繁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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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章百家：《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抗美援朝出兵决策》，《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柴成文：《毛泽东、周恩来领导朝鲜停战谈判的决策轨迹》，《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牛军：《朝鲜战争中中美决策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

　　[2]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3]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4]申红果：《D•C•瓦特与其国际史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

　　（责任编辑  乔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