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后，过高估计了美苏合作的程度，低估了美苏之间的矛盾；过高估计了帝修反联合发动侵华战争的可能和世界革命的形势，低估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可能；未能觉察到在亚非拉地区兴起的民族独立浪潮荡涤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之后，时代潮流正悄然转向和平与发展。

　　其次，这一时期中国的部分对外政策带有比较大的片面性。例如，未能很好地处理维护本国利益与援助其他国家人民革命运动的关系，对外援助也有时未能量力而行；由于不恰当地强调要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观察国际问题，在外交斗争中有时存在着过火的现象。处理外交事务，不仅要坚持原则，对分寸和度的把握也十分重要。有些事情，对分寸和度的把握不同，结果就可能不一样。

　　最后，这个时期，外交工作没能很好地与国内正在从事的大规模建设相配合。这个问题的出现，先是由于设想可以“关起门来搞建设”，随后又由于把相当精力投入开展“国际阶级斗争”，最后则是由于进行战备。当时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资本主义正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些重要的情况实际上被忽视了。

　　上述偏差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中国承受着来自外部的沉重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内部日趋发展的“左倾”思想影响。当时王稼祥等一些高层领导人意识到在外交方面出现了偏差，主张采取更为务实的路线，但他们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反而还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中苏分裂后，中国结束了“一边倒”时期把国家关系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紧密挂钩的做法，但一种更加“革命化”的意识形态因素却更广泛地渗入了外交工作，影响了中国同更多国家的关系。在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下，60年代中国的周边环境越来越严峻。

　　回过头看历史就不难发现，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实践，是中国对其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进行的探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建国初期相比，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国家利益客观上已经难以同在漫长的革命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观念简单地保持一致了。然而，革命具有巨大的惯性。在暴风骤雨般的时代结束之后，为那个时代所造就的绝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依然习惯于以那个时代的方式来思考、判断和解决问题。在取得革命胜利并完成了对政权的巩固之后，中国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现和领悟自己在彻底取得民族独立之后在现存世界中的利益所在；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完成自己的政策转换，以便更好地维护和发展这些利益。世界其他国家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也要有一个过程。中国与世界需要碰撞，需要磨合。

　　对这个时期出现的一些偏差有深刻认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事情。在指导新时期的外交工作时，邓小平作出的判断，提出的主张，有不少是借鉴和吸取了这个时期的经验与教训。

　　“大三角”

　　70年代是中国外交格局演进的第三阶段。在这10年的初期，虽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中国外交所受到内外限制很多，但是，毛泽东通过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成功地改变了中国对外关系格局，使中国外交跨入了一个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突破性大发展时期。中国外交的活动范围从此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上，而此前可以说是被局限在半个舞台上。

　　60年代末期，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在与苏联争霸世界的斗争中一时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国内空前规模的反战运动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严重冲击。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试图通过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来使美国摆脱困境。与此同时，中国也深为来自北方的威胁而忧虑。相互对峙的中苏两国在接壤的边境上发生了多起冲突。苏联还暗示打算袭击中国的核基地。当时，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业已变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也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中国需要结束与美国长期对峙的局面。毛泽东还认为，在苏联僵化的政治体制下出现革命很不容易；在预测未来世界革命的时候，他多次表示要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步入暮年的毛泽东，又一次表现出他那种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独特气质。

　　1971年春，“乒乓外交”拉开了中美关系转向缓和的序幕。7月，通过基辛格博士访华，中美双方达成并宣布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公告。次年2月，尼克松应周恩来邀请访问北京，随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了基础。历史有自己奇特的逻辑，耐人寻味。在激进的以“反帝反修”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中，中美这对20年的冤家对头令人难以想象地走向了和解。美国人以激动、中国人以平静接受了这个现实。

　　中美关系戏剧性变化引起了连锁反应。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决议，接着又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高潮。中国不仅迅速同四十几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亚洲的近邻日本和西欧的所有主要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面对新形势，毛泽东于1973年提出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思想；次年，又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1]，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同时，还要争取与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在第一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中，发展与美国的关系，集中力量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提出的最后一个大战略，它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反映了向他鼎盛之年提出的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和“两个阵营、一个中间地带”思想的某种复归。

　　这个战略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基本结束了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外交指导思想的混乱，意味着中国开始摆脱那种把对外政策和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保持高度一致的做法，中国的外交实践也因此重新回到现实的轨道上来。

　　70年代对中国外交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阶段。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第一次为建立新的世界格局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长远的眼光来看，中国外交格局的这次转换为“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前提条件。

　　“全方位”

　　以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从1982年起，中国有步骤地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了调整和充实。

　　中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被赋予鲜明的时代特色，即：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更灵活地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和自身的利益来处理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更加坚定地反对霸权主义。中国外交工作的目的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除一如继往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之外，核心任务是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的统一大业的完成，并为此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这次外交政策的调整有坚实的思想基础。我们看到，这个时期中国对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主要有：（一）承认现存世界是多样化的，各国之间不但存在着政治制度的不同，也还存在着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等等；多样化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既有矛盾斗争，又互相依存；尽管不同类型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要求，但和平与发展是“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2]。（二）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当代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尽管各国仍应对大规模的世界战争的危险保持应有的警惕，但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三）在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看到，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必要的；但世界各国通过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已成为各国经济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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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见毛泽东1973平2月17日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谈话；1974年2月22日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谈话。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