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时期美苏之间并不具备真正实现缓和的条件。但美苏时断时续的缓和活动却总是使中国首当其冲，以致在某些时期，一个由于美苏对峙而形成的冷战世界看上去更像是由于中美对峙造成的。1964年后，美国不断扩大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美两国再次走到直接对抗的边缘。由于有了朝鲜战争的经验，双方最终还是避免了再一次的军事较量。

　　与两强对抗的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任务，一方面是坚持反对苏联想把中国外交纳入其全球战略轨道的企图，坚决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坚决反对美苏合谋“主宰世界”；另一方面是积极争取“两个中间地带”，积极支援亚非拉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特别是支援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斗争。中国的国际影响在继续扩大。中国解决了同大多数邻国之间存在的边界问题，又与一批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64年的中法建交是中国外交的一个突破，震动了整个世界。中法这两个在两大阵营中分别有影响的大国，克服了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同时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形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气象。此外，中国还通过中印边界反击战保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过，这个时期由于中苏关系的全面倒退、中印关系的恶化以及印尼与中国断交等情况的出现，中国外交也遭到了一些挫折。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干扰和破坏。“文革”期间泛滥的极左思潮在外交方面主要有两点表现：第一，把中国一贯奉行的和平共处政策斥之为“三和一少”（对帝、修、反和，对世界革命支持得少）乃至“三降一灭”；一度提出所谓“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否定中国需要与其他国家保持正常的关系，试图把推进世界革命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林彪等人甚至设想了以亚非拉“广大农村”包围资本主义“世界城市”，在全球范围内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所谓战略。第二，在对外宣传和外交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强加于人的做法乃至局部失控的情况。出现了“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之类的口号，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那样极端的事件。在一个想象中的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起点的世界革命高潮中，中国人似乎重温了那种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旧梦。不过，从1968年开始，毛泽东、特别是周恩来就有步骤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消除外交上的某些不正常状态。因此，“文革”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冲击、干扰比之国内其他各方面工作时间要短些。

　　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的“反两霸”是中国外交格局演进的第二阶段。中国要在两极世界中崛起，这是必须通过的一个关口。正是通过与美苏两强的对抗，中国才真正成为国际上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并为世界各国所认识，才较早地摆脱了美苏冷战格局的羁绊，最终取得了外交上的主动地位。尽管事后看来，如果这种与两强的对抗采取不那么激烈的方式，而是有张有弛、一张一弛，也有可能不拖延那么长的时间。

　　在与美苏两强对抗的阶段，中国外交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首先，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偏差。这表现在1958年前后，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认为“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在总体上已经“占了压倒优势”，西方世界被“永远地抛下去了”[1]，结果，提出了反对“帝、修、反”的口号，全面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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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91、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