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方针和政策的工作大体是在1949年上半年进行的。1月到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1月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次是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两次会议之间是斯大林特使米高扬的访问。在这三个月里，毛泽东先后提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条方针，并明确地说，“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1]，这实际是“一边倒”的方针也提了出来。这三条方针，或称“三大决策”，构成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4月至6月，中共领导人声明，新中国愿“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并研究了“谈判建交”的原则[2]。6月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一边倒”；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完成了新政协《共同纲领》的草拟工作，用法律语言阐述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并经毛泽东审定。至此，制定外交方针和政策的工作基本完成。

　　在三条方针中，“一边倒”经常被人们看作是新中国外交的标志，这一条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格局。“一边倒”的形成有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首先，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实现民族独立，恢复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恢复中华民族的尊严。旧中国外交的特征是屈辱外交，新中国要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就必须迅速割断同这种旧传统的联系，洗刷掉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留下的烙印。如此，才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的基础上建立起新型对外关系。这是新中国外交方针必须解决一个根本问题。

　　其次，当时国际上美苏两国的冷战方兴未艾，这两家都对中国有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对外战略有利于新政权建立和巩固十分关键。而新中国的选择同中国共产党与苏、美两国打交道的历史经验是紧密联系着的。从孙中山时代起，苏联就对中国革命抱着同情和支持的态度，而美国则持消极甚至反对的态度。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把俄国革命视为中国革命的榜样，虽然抗战期间中共与苏联之间的联系并不多，但在战后的内战中苏联一直同情中共并秘密向中共提供援助。与此形成对照，从创立时起，中共就把美国视为侵略中国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为共同抗日，双方逐渐建立起脆弱的联系；但抗战结束前后，经过赫尔利和马歇尔的两次调解活动，中共完全失去了对美国的信任；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采取“扶蒋反共”政策的美国再次成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并被中共视为全世界反动势力的大本营。中共与苏、美两国关系的这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差别决定了毛泽东在美苏冷战的大环境中必然选择站在苏联一边。正如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文章中所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3]

　　再次，选择“一边倒”不仅有外交方面的需要，也有内政方面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人们通常对“一边倒”的理解过于狭窄了，认为“一边倒”的意思就是“倒向苏联”。其实，毛泽东说的是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看来，“一边倒”是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而不是单纯的外交方针，“一边倒”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新中国将走什么道路。在阐述这一方针时，毛泽东首先强调的是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允许走国内某些人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对这个大的原则问题作出明确回答。从这个角度来看，“一边倒”的方针既有对内含义，也有对外含义。作为对外方针，“一边倒”这个词更多地是对新中国的外交取向所作的一种强烈的、形象的表达，而不是要对新中国外交政策作出精确的概括。毛泽东认为，新中国在内政和意识形态方面所作的选择、在相互对峙的美苏两大阵营之间所作的选择与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是相互区别的两个问题，尽管它们之间有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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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毛泽东1949年3月13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1、1466页。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1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