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邓小平的周边外交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国际关系的学说，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处理周边外交问题的指南。江泽民明确指出：“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21]90年代，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根据邓小平外交思想，在外交上坚持80年代的既定轨道，将不结盟的外交战略扩展为“全方位”的外交战略。周边外交被放置到特别重要的地位，在进一步发展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新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的周边外交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更多地表现出着眼于未来和全球外交的特色。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筑国际与中国周边地区和平秩序的新安全观。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充当政治上的“世界领袖”、军事上的“绝对霸主”和经济上的“全球巨人”，他们提出和推行新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以捍卫“人权”和西方价值观念为借口，以武力或政治经济制裁等方式干涉别国内政，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将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纳入其设定的轨道，从而给世界与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以邓小平外交思想为指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武器，旗帜鲜明地主张反对旧安全观，提倡新安全观。江泽民提出：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并具体构画了新安全观的基本轮廓：“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各国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22]中国在实施周边外交的过程中，与各种形式的新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旧模式，倡议新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得新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在亚洲地区和中国周边地区的影响和为害程度要远远小于在欧洲、美洲、非洲等世界其他地区。

　　实施“伙伴”外交，构筑中国与周边大国面向21世纪的战略关系框架。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新旧世纪相交的时代，与周边大国建立各种形式的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成为第三代领导人周边外交的重要内容。中国与俄罗斯共同创造了一种新国家关系模式，即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江泽民提出：这种新型关系“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成为不对抗，不结盟，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23]中俄关系发展的新模式必将对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由于美国广泛参与亚洲事务，仍然是中国周边外交所面对的重要对象和难点所在。美国在对华制裁失败后，对中国实行遏制和接触并行的政策，双方关系围绕着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中国“入世”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西藏问题、地区安全问题等风波迭起，起伏曲折。江泽民提出以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为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江泽民与克林顿多次会晤，并实现了互访，双方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关系虽依然存在障碍，但基本纳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90年代，江泽民提出以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任、长期稳定为发展中日关系的原则，中日间虽也存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安全问题等分歧和磨擦，但发展基本正常。1998年江泽民访问日本，双方决定将今后的中日关系定位于共同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印度是亚洲又一区域性大国。1996年，江泽民访问印度，在80年代双边关系发展的基础上，与印度领导人共同确定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签署了两个有关边界安宁的文件，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开展高层互访，进一步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和友好关系。90年代，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频率和阵容，国家、政府、人大、政协首脑，齐头并进，频频出访，与周边国家开展高层互访，加强互相沟通，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仅2000年一年，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4 位领导人就先后访问了蒙古、泰国、巴基斯坦、孟加拉、俄罗斯、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韩国、日本、斯里兰卡、吉尔吉斯坦等13个周边国家，而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日本、柬埔寨、越南、朝鲜、泰国、巴基斯坦、文莱等12国领导人则访问中国。[24]在频繁的高层接触中，中国与周边国家逐步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系机制，如中俄间已建立了经常的畅通的高层对话机制，睦邻友好的、和平的边界安全机制，发展迅速的、方式多样的经济合作机制等。这些联系机制将对疏解互相间的突发事件，沟通可能出现的认识分歧，避免不必要的意外矛盾和冲突，建立长期稳定的双边关系，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与多种形式的区域合作，发展和稳定良好的周边环境。90年代，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步提升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加大了参与国际事务，尤其是事关中国周边地区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合作活动的力度。除了在联合国积极发挥作用，并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不结盟运动外，中国先后参加了中亚五国元首会晤、朝鲜半岛四方会谈、亚欧会议、东盟10＋3会议、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等，今年还在海南岛设立永久性的非官方的“亚洲论坛”，并成功举行第一次会议。这些会议和组织的活动都成为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重要场所。近年来，江泽民每年都参加“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不仅努力促进该组织保持生命力，为地区和世界经济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且在会议期间与周边国家开展双边外交活动，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外交成就。

　　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中国的周边外交曾经历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其变化幅度之大，在世界各国外交史上是少有的。从总体上说，这种演变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对于不断变化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应对，也反映了他们的周边外交思想在发展中不断走向成熟，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理论宝库中重要的财富。

　　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外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共存，既有呈上升趋势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潜力最大的国内市场等优势定位，又有综合国力落后于世界强国、西方敌对势力视中国为“未来威胁”、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阴谋、中国和周边国家间一些悬而未决的领土和历史争端在短时期内难以解决的沉重压力。21世纪的中国周边外交，应以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周边外交思想为指导，充分利用和发挥中国既有的优势，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挫折，构造更加和平、友好、稳定的周边环境，实现亚洲的和平和繁荣，并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也使中国加快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行列，成为国际大家庭中更为重要和起更大作用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的周边外交思想也必定能在继承中创新、实践中发展，变得更加全面、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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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见沈志华：“建国前夕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研究之一（1948－1949年）”，“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会议论文，北京，1999年12月。

　　[2][4][8][10][11][12][13][1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30，144，163－177、177－196、208－213、301－305 、 334，244，244，177－196，176－231，389－397页。

　　[3][5][9][15]《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版，第144－145、 258、257、263页。

　　[6]毛泽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人民日报》1970年5月21日。

　　[7]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0年6 月29日。

　　[16][17][18][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96、82、49页。

　　[19]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铃木的谈话”，《人民日报》1982年8月29日。

　　[21]江泽民：“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第三代领导外交实录》第11页。

　　[22]江泽民：“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9 年3月27日。

　　[23]江泽民：“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每日电讯》1994年9月4日。

　　[24]参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2000年国际形势年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183页。

　　（作者石源华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莉菲为上海行政学院行政学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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