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巩固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团结。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朝鲜、柬埔寨、老挝等周边国家领导人时反复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其主要论点有：所有东方国家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东方国家应该成为好朋友；国家不论大小应该完全平等，大国不能象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弟子，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国与国的合作应是平等互利的，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国与国之间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都要通过谈判来解决；东方国家应该共同努力防止战争，争取持久和平；中国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等等。[8] 这些重要的论点深为周边各国领导人所赞同，在推进中国周边外交的实践中起了良好的作用。建国初期，有些周边邻国在美国的压力下，不敢承认我国，毛泽东采取了谅解的态度，认为“彼此间可以先搞些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以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一步一步的就会建立起邦交”，并主动表示“我们可以等待，有误会的可以慢慢解释。”[9]

　　提出“中间地带”理论，争取与日本恢复邦交和发展关系。日本是中国的重要而又在历史上发生过战争的邻国，也是长期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的国家。毛泽东早在1946年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60年代又将此理论发展为“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认为处在美苏之间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成为中国争取的对象和合作的朋友。中国领导人一方面坚决反对日本追随美国推行反华政策，另一方面仍将日本划入“中间地带”。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的谈话中反复强调美国也对日本实行压迫，指责美国“排斥日本民族，奴役日本人民”，主张中日两国“需要互相帮助，你们帮助我们，我们帮助你们”，“各办各的事情，在友好关系底下办事。”[10]据此，中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周边环境的现状，在处理中日关系上，经历了从“民间交往”到“半官方交往”再到邦交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使中日两国走上友好合作的和平发展道路。

　　反对“输出”革命，尊重周边国家人民自己的历史选择。在国际共运史上，共产国际曾将“输出革命”作为一项重要政策在东方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中推行，影响深远。新中国建立后，周边个别国家十分担忧中国会向外“输出”革命。毛泽东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向邻国领导人承诺“不会在你们那儿宣传共产主义，也不会去推翻你们的政府”，“你们采取什么制度、政策和宗教，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们不会也不应去干涉”，[11]指出“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别国的党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1954年缅甸领导人曾当面要求毛泽东对该国政府的反对派做做工作，毛泽东婉转拒绝了其要求，并表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表示意见是不妥当的，中国只能以每一个国家的政府为对象解决问题。”缅甸领导人十分感动，并以大哥哥与小弟弟来比喻中国与缅甸的关系，毛泽东立即更正说：“我们不是大哥哥同小弟弟的关系，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时生的兄弟。”[13]中共领导人的这一思想和立场对于中国稳定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

　　互谅互让，用谈判的方式解决与周边邻国间历史遗留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与某些周边国家间存在着华侨的双重国籍和悬而未决的边界等问题，能否公平合理地予以解决，不仅关系到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而且也直接影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以及周边环境的稳定。毛泽东、周恩来等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处理这些遗留问题，主张通过和平谈判，互谅互让，求得友好解决。关于华侨的国籍问题，毛泽东在与邻国领导人谈话中十分体谅邻国的实际感受，一再指出：华侨问题应该适当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利用华侨捣乱”，强调“华侨很多，人家会害怕”；指示取消我们在国外华侨中的共产党，“以消除华侨所在国政府的怀疑，使大家互相信任”。对于华侨的国籍问题，主张“如果华侨保持侨民身份，他们就不应该参加所在国的政治活动；如果取得了所在国的国籍，那末就应该按该国的法律办事。”[13]据此，中国与周边邻国妥善解决了长期困扰双边关系的双重国籍问题。对于有争议的边界问题，第一代领导人也本着同样的精神，互让互谅，与缅甸、尼泊尔解决了边界问题。如中尼边界的划定就采取了照顾双方民族感情的做法，对于有争议的珠穆朗玛峰，毛泽东向尼泊尔首相提议：“你们不吃亏，我们也不吃亏。全给你们，我们感情上过不去；全给我们，你们感情上过不去，可以在上面立个界桩”，并建议将珠峰更名为“中尼友谊峰”，使两国边界问题顺利解决。[14]尼泊尔国王称颂“（边界）条约的签订是我们日益发展的友好关系的另一里程碑。”[15]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周边外交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学说，成为后继者处理周边外交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需要指出的是，1957年后，中国共产党内逐渐滋长起来的左倾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和渗透到外交领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情况更为严重，使上述外交思想的执行受到很大的干扰。过分的强调意识形态，限制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余地；“两条线”的外交战略，四面出击，不利于构筑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以苏划线”，区分国际事务中的敌友是非，将很多本来可以交结的朋友推到敌人方面；过度宣扬世界革命，甚至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独特的经验扩大为普遍真理，引起国际共运内部的分歧和争论；中国公开报道周边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反政府武装斗争的做法，也引起这些国家的猜疑和反对，导致双边关系紧张等等。60年代末，中国的周边环境曾一度恶化，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