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内瓦会议作为新中国多边外交实践的作用和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立，多边外交开始摆脱近代以来偶然、特殊和暂时性的特点，逐渐转变为一种经常、普遍和制度化的外交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多边外交实践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1949年11～12月，中国政府在北京主办并参加了亚澳工会代表会议，这是新中国参加的第一次国际会议；1950年5月，中国宣布加入万国邮政联盟，这是新中国参加的第一个国际组织；1952年，中国宣布加入《关于禁止使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的议定书》，这是新中国参加的第一个国际公约。然而，上述多边外交实践都是在家门口进行的，也没有涉及当时重大的国际问题，新中国外交从中所受到的锻炼、所获得的经验、所取得的成就，都远远不能和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相提并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才认为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多边外交的初步尝试。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外交确实是一个新课题。这不仅关系到新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关系到新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中国领导人充分认识到日内瓦会议的重要性，充分估计到这次会议要取得成功的艰巨性，因此在会前缜密思考、周全安排；会上果断决策、灵活应对。他们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以极大的耐心、信心和决心，终于促成了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并且利用日内瓦会议这个多边外交舞台，开辟了中美直接对话的渠道，促进了中英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开启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关系的大门。这些多边外交成就的取得，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方面不可或缺的建设性作用，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与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的良好愿望。日内瓦会议作为新中国政府参加的第一次重大国际会议，在中国外交史上、尤其是多边外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在会议期间所表现出来的睿智和风度，不仅赢得了与会国代表的尊敬和钦佩，而且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誉和认可。这次多边外交的实践表明，新中国外交不仅可以登上大雅之堂，而且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尤其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国政府大力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启动了新中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进程。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日内瓦会议毕竟是在冷战气氛十分浓厚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受美苏冷战格局的影响，当时的多边外交更多的是推行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很难发挥它本身应该具有的推动国际间对话与合作等建设性功能。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多边外交的积极成果也为数不少，但它们的建设性作用都十分有限，日内瓦会议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在认识和评价新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取得的多边外交成就时，也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之际，正是国际上美苏冷战正酣之时。处于这样一种格局之下，“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就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7]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从建国初期的外交实践来看，应该承认，“一边倒”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它使新中国避免了成立之初在国际上的孤立局面，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站稳了脚跟。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一边倒”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和集团对抗的特征，对于一个国家外交关系的正常和全面发展来说，无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尽管在日内瓦会议以前，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外交工作“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8]并且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发展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对参加日内瓦多会议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但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多边外交实践明显受到“一边倒”战略的影响和制约。首先，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多边外交实践主要是围绕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北越开展的，三国领导人甚至在会议召开之前已经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方案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并且达成了一致意见。会议期间，中国代表与英法等国代表的协商总是以中、苏、越之间的协商为前提的，并且中国与苏越之间协商的次数和程度也远远超过了英法等国。作为多边外交实践的日内瓦会议，显然没有摆脱当时国际关系中两大阵营对立的特征，而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的多边外交实践，也不可能脱离中国外交“一边倒”的战略轨道。其次，由于受国际上美苏冷战格局的影响，如何保障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这一多边外交成果受到质疑。美国作为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关键因素，并没有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定上签字。尤其是美国对印度支那地区的觊觎和美国与英法的同盟关系，再加上印度支那地区内部政治力量的激烈斗争，很难保障这一地区长久的和平，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再次，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关系和中英关系所取得的突破，也只是在坚持“一边倒”战略的前提下进行的一些调整。在当时冷战对峙的国际形势下，这一多边外交成果还不足以改变中美和中英关系的大局，因此也不可能促成中国与美英双边关系的根本改善。

　　尽管如此，日内瓦会议在中国多边外交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使“中国实现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次大突破”。[9]日内瓦会议的结果表明，中国政府对待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态度是积极有效的，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诚意是真实可信的，中国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以崇高的人格魅力和忘我的工作态度，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良好的大国形象，开启了中国多边外交的大门。虽然其作用和影响受到冷战格局和“一边倒”战略的制约，但仍不失为冷战时期一次比较成功的多边外交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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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6页。

　　[2]参见王善中《再看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党史文汇》1999年第10期，第30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编《周恩来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6～1127页。

　　[4]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4页。

　　[5]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6]裴坚章：《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

　　[7][美]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455页。

　　[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9]傅红星编著《周恩来外交风云》，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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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叶张瑜]

　　[收稿日期]2004-02-27

　　[作者简介]宋晓芹，历史学博士，副教授，山西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