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受美苏冷战对峙的影响以及外交经验缺乏的制约，新中国的外交实践较多地体现为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外交，多边外交的实践相对有限。尽管多边外交在中国受到重视并逐渐被付诸实践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但此前中国也不乏多边外交的成功范例，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就是新中国成功开展多边外交的初步尝试，在经历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之后，重新认识这次会议在中国外交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十分必要的。在多边外交日益成为中国外交主旋律的今天，追寻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历史，亦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多边外交的角度，对日内瓦会议与中国外交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学术同行。

　　一、日内瓦会议属于多边外交的范畴

　　一般意义上的多边外交历史悠久，春秋时期东周列国的霸主“大会诸侯，订立盟约”，古代希腊各城邦国家召开的“同盟会议”，都是中外古代史上多边外交的真实写照。严格意义上的多边外交是随着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建立出现的，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就是近代多边外交的开端。作为一种经常性和制度化的外交方式，当代意义上的多边外交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是随着国际组织的不断涌现而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推进，国家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以及国际关系的互动不断增强，多边外交在调整国家关系、促进国际合作、化解国际矛盾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目前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阐释自身主张、维护自身利益、获取国际信息的有效手段。

　　虽然“多边外交”一词常用于当今的国际关系中，但中外学者关于多边外交概念的界定争论颇多，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多边外交是指外交取向的多元化，即同时与多个国家

　　发展双边关系；也有人认为，多边外交是指两个以上的国家进行磋商、协调及举行国际会议进行讨论以解决彼此关心的问题；还有人认为，多边外交是在多边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中同时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家发生的多边关系。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分歧，主要是由于不同的学者对多边外交认识的角度不同，有的侧重外交取向，有的侧重外交形式，还有的侧重外交结果。笔者认为，多边外交既应该包括两个以上的国家通过国际会议和多边谈判处理共同关心的问题，也应该包括相关国家利用多边场合，通过多边渠道，促进和完成双边对话，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就是这样一次多边外交会议。

　　召开日内瓦会议的决定是由1954年1～2月的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作出的，会议的议题主要是讨论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和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相关国家通过举行国际会议解决地区冲突，缓和国际形势，显然是当代多边外交的一种表现方式。新中国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的决策和行动，使其成为国际社会解决这两个问题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在苏联的努力下，四大国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

　　日内瓦会议对于新中国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次挑战。建国初期，由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开展多边外交的机会相对较少，从而使新中国缺乏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机会，世界也缺乏了解中国的渠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制约了中国外交的全面发展，而日内瓦会议则为中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遇。但是，对于缺乏外交经验的新中国来说，第一次到国际舞台上亮相，这确实又是一个挑战。在接到与会的邀请以后，中国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3月2日，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1]这次会议批准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决定派周恩来率团出席会议，参加关于政治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考虑到美国可能竭力阻挠会议的成功，中国政府认为，应尽一切可能促使会议达成某些协议，打开大国协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大门，确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二、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取得的多边外交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