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开展伙伴关系外交的意义及面临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是中国依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而进行的一种外交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也面临一定的挑战。

　　（一）伙伴关系外交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新的表现形式。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本国事务，根据自己的判断和标准自行决定对待世界事务的立场。1949年9月，《共同纲领》中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一系列规定，确立了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始终不渝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由于国际、国内情况不同，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强调维护中国独立自主的权利和地位，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干涉和侵略。绝不屈服任何大国的压力，不依附任何大国。为此，中国先后采取了“一边倒”、“两条线”战略及“一条线”战略。每一战略对维护中国独立自主的权利和地位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进入80年代，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主要任务由巩固国家独立与主权转变为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大局。国际上美苏争霸均力敌的态势使中国偏向哪边都不利于国际力量的均衡。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提出中国实行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据此，中国与苏联关系开始改善，并于1989年两国重新建立了正常化关系。

　　冷战结束后，中国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十五次代表大会报告都指出：“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4。这一时期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加务实，把有利于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同时强调互利、双赢、共同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就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新的表现形式。

　　（二）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是对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发展与世界各国关系的准则，也是中国外交鲜明特色的重要表现。建国初期，新中国领导人根据亚非拉新兴民族独立国家要求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进一步发展对外关系的需要，在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建交公报和签署的条约、协议中，一向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及其以后，它不仅被许多新独立的国家所接受，而且发展为联合国处理国际关系的通用语言。

　　冷战结束，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某些内容特别是关于主权的、互不干涉的内容面临挑战。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各国间的相互依存，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国际社会因全球化引起的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发生，使国际关系中的一些传统理论受到怀疑和冲击。传统主权概念就受到各种不同思潮的挑战。如：“国家主权过时论、主权弱化论、主权共享和转让等”。与此同时，“新干涉主义”者和“新殖民主义”者以“人权”等各种借口，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侵略别国。在此背景下，中国一方面承认在全球化冲击下，主权内涵发生的变化，在行使主权时，也积极应对这些变化，如积极开展多边外交、采取融入战略等；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同世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准则，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就是在坚持该原则的基础上展开的。

　　（三）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外交目标的实现。冷战后，中国外交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内的经济建设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与世界各国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是实现中国外交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在建立中国和世界各国稳定的合作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

　　1．伙伴关系外交使中国在大国关系调整中居于主动地位。大国关系对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处理好与各大国的关系是实现中国外交目标的关键性的一环。通过开展伙伴关系外交，中国与一些大国的战略协作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如中俄、中法关系。中俄关系从1994年起，一年上一个新台阶，直至达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中俄关系迅速发展对美国调整其对华政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996年秋，克林顿政府开始调整对华外交，不久提出美中两国也应考虑建立伙伴关系的建议。随后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使中美两国自1989年的不正常关系得以扭转，并推动两国就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中美关系的改善进一步推动了中日、中英关系的发展。一时间，大国关系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局面。

　　2．伙伴关系外交对稳定和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起到了推动作用。  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是我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一向重视发展同东盟国家的关系，一方面因为它是一个在国际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区域组织，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扼国际能源运输线的要冲。在中国—东盟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框架下，中国—东盟关系得到了较快发展，双方的理解和信任正在逐步增加。如：在以前双边协调机制的基础上，1997年12月，中国东盟建立了首脑非正式会晤机制，这一机制使中国——东盟的各种协调机制能够在得到全局统帅和全面照应的情形下进行。15中国西北边陲中亚地区，冷战结束后成为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及恐怖组织活动猖獗的地区，给中国西北边境地区的安全带来了隐患，中国倡导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对稳定这一地区的局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会晤机制是在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影响和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中韩全面伙伴关系的建立对稳定中国在东亚的局势做出了贡献。中印关系新的转机对于中国西南边境的稳定具有一定的意义。

　　3．伙伴关系外交使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时指出：“第三世界尽管穷，但在国际政治中的份量已经大大增加，这是任何人不能忽视的。” “第三世界是真正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16可以说，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维护政治自主，顶住外部强权压力的有力盟友。在经济上，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重要性也日益提高。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国家，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大，能源短缺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丰富的资源，冷战后都出现了经济振兴的良好势头。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对中国实施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的伙伴关系外交，对于进一步巩固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关系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开展相互间互利合作的经济关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伙伴关系外交的目标是中国通过与一些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形式不同的伙伴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伙伴关系”是一种合作关系，所以，伙伴关系外交的成功需要合作双方存在共同利益、对共同利益的认同及为寻求共同利益而开展合作的动机。因为各国的国家利益都有着丰富的内容，国家实现其国家利益的先后次序在不同的条件下也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和认识也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过程，因此，基于伙伴双方某种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伙伴关系外交是有一定风险性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特别是战略层面上的伙伴关系外交就面临一些挑战。如中美关系，在1997年两国宣布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而不到两年时间，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使两国关系再度出现波折。小布什第一任上任之初，就把中国定为战略竞争对手，2001年4月，发生南海撞机事件使两国关系又陷入低谷，美国还通过提升对台军售规模及性能和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战略同盟关系来遏制中国。虽然 9. 11事件使美国的战略重点发生了转移，但美国防范中国的心理没有改变，再加上美国在反恐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心态，使中美两国存在的潜在的战略分歧日益增多，这无异是对中美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性伙伴共识的挑战。但笔者认为，不能因为中美关系中出现一些问题就否定中美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共识的积极意义。1997年中美两国首脑达成的“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共识，具有两方面不可低估的战略意义。一是它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确立了明确的方向，并表达了双方不希望走向对抗而希望实现双赢的良好愿望。二是它为处理两国关系所确立联系机制，如首脑热线、人权对话、军事交流及执法合作机制，对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再如中俄战略协作关系，普京上台后，中俄间在能源等问题上也不时会出现一些不谐和之音。有人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产生了怀疑。笔者认为，中俄两国因存在共同战略利益而建立了这种关系。此外，两国还有许多各自的特殊利益，而且在两国外交先后次序上都把对美国外交作为外交重点，再加上两国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和领土问题造成的不信任和猜疑使两国关系中存在变数是难免的，关键是要妥善处理变数使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

　　综上所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是中国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积极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而进行的外交努力，是冷战后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是一种新型的合作外交，它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新的表现形式，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上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坚持，并对中国外交目标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 瞿少华：《试论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25页。

　　2 同上，第181页。

　　3 《中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6年4月26日。

　　4 《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8年4月3日。

　　5 《中日发表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人民日报》1998年11月27日。

　　6 《人民日报》1997年4月13日。

　　7 《新华月报》1999年第6期，第59页。

　　8 《中韩发表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4日。

　　9 《人民日报》1997年12月3日。

　　10 《发展面向新世纪的全面友好合作关系》，《人民日报》1997年12月5日。

　　11 《人民日报》1997年12月3日。

　　12 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

　　13 [美]阿拉斯泰尔. 伊恩·约翰斯顿、罗伯特. 罗斯：《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4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