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伙伴关系外交是一种合作共赢外交

　　在国际关系中，主权国家对外战略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国家利益，由于各国的利益既有差异和对立，又有一致或相近之处。致使它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讨价还价，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合作、冲突，进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外交战略。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集团外交、势力范围外交、霸权外交盛行。与上述冷战时期的外交不同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是一种新型的外交，有以下特点：

　　（一）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是以合作为目的的外交。国际合作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常态，它指在一定领域内利益和目标基本一致或部分一致的各国际关系行为体所进行的不同程度的协调和联合。12但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不同于集团外交、势力范围外交样式的合作。在这种合作式样中，合作成员间一般都签署有具有国际法意义的条约，相互间要承担约束力很强的责任与义务，而且为针对某些目标而合作，合作成员的地位实际上也是不平等的，有主导成员和附从成员之分。例如，为进行冷战目的而成立的联盟—北约和华约。中国与伙伴方建立的伙伴关系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双方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里的合作，促进双方各自利益的实现，不是为了共同对付第三国，或对第三国的排斥或对抗。中国与伙伴方不签署任何条约，彼此不受结盟条约、义务、时间的约束，具有行为自由。然而，中国伙伴关系外交中的合作关系也不是国际关系中随意性很强的一般合作关系，而是彼此间负有一定的国际道义义务的合作关系。中国与伙伴方合作关系的确立一般都以双方元首的联合声明为标志，在声明中都确定了一定的合作领域，还建立了一定的交往和磋商机制来保障伙伴关系的发展。

　　（二）中国伙伴关系外交中的伙伴关系是一种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关系。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世界上的各个国家由于自己的历史、国情和价值观念等的不同，在一些问题上不可避免的存在分歧，但是各个国家也存在关于自己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利益，因此，在一些方面又存在合作的可能性。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倡导，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双方着重强调共同利益，并寻求相互间的合作，同时坦率承认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当相互之间因分歧而关系紧张的时候，双方不应忽视其他方面的共同利益而急于对抗，应在追求共同利益基础上，通过对话和磋商处理相互间的摩擦和分歧，防止因为局部的分歧而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 

　　（三）中国与伙伴方建立的伙伴关系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在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中，中国与伙伴国寻求的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战略合作，双方不存在谁领导谁、谁控制谁，与冷战时期美国控制日本、西欧等伙伴国完全不同，双方是在独立自主、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伙伴关系的，目的是实现互利与共赢。

　　（四）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是一种长远的、战略性外交，不是一种只发挥权宜之计功能的策略性外交，而是面向21世纪长期性的构想。

　　这种伙伴关系外交是中国政府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自身的综合实力及中国发展战略的综合判断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合作共赢新国际观的具体实践。

　　（一）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选择伙伴关系外交的外部原因。20世纪90年代，国际局势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特点使各国认识到国家间相互依存性增强，共同利益日益增多，同时，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日益严峻，而且许多问题的解决也非一国之力所能为，因而国际社会中合作、对话和磋商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就促进了国家间互利合作关系的发展。

　　1．在和平与发展的大潮下，国际社会在安全领域还面临一系列威胁。冷战结束，国际社会摆脱了美苏争霸造成的战争威胁，国际局势总体上开始从紧张转向缓和。但国际安全领域里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世界各地因民族、宗教、资源、价值观、战略利益等因素引发的对抗和冲突此起彼伏，恐怖主义和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危险性日益增强。应对这种局势，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的合作与协调。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亚洲最有影响的国家之一，在稳定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方面，中国可以同各有关国家一道发挥应有的作用。

　　2．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日益增强。国际社会各主要力量主体为了在冷战后的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利益，都在调整各自的对外战略，并相应地调整彼此间的关系。中国采取伙伴关系外交，一方面，是为了使自己在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中居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国际社会各力量主体间形成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制衡的互动关系，以促进国际关系平等化、民主化的发展。

　　3．经济全球化使各国间相互依赖性空前提高。经济实力的发展成为各国提升其政治地位的后盾，同时，各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融入国际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从而使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国际社会各主要行为体间形成了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共荣共损”局面。改革开放后，中国也成为世界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一方面，融入相互依赖的世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有希望、规模最大的新兴市场，对于那些急切寻求新兴市场的发达国家来说有着非常强的吸引力。这些为中国开展伙伴关系外交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中国新时期的发展利益是中国实施伙伴关系外交的决定性因素。改革开放后，中国确立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中国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综合竞争力持续上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中国已有大国的某些实力，并对担负起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也更加自信。但中国在很多方面与全球性大国还有相当的差距，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落后于周边国家。在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如：东西部地区的收入、增长率和生活质量差距不断拉大；国有企业改革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员；社会贫富差距也在拉大等。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及中国国内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大力发展经济。这种状况表明，在一定时期内中国仍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反映在对外政策上，就是要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安全环境和有利的国际商业环境，要求中国不在国际上树敌，和外国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合作关系。

　　然而，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防范心理对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潜在的隐患。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崛起的各种观点不断出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者主要理论依据是：“当国家变得富有和强大的时候，它们不仅寻求与其能力相称的、更大的、世界范围的政治影响(对于领土、其他国家行为和世界经济的控制)，而且更能扩张它们的利益，如果必要，进行大规模的争霸战争来猛烈地修正或者完全推翻现有的秩序。13 1992年，罗斯. 芒罗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刊物《政策研究》上发表的《觉醒的巨龙：亚洲的真正威胁来自中国》一文，最先提出“中国威胁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及中国周边地区影响逐步扩大。西方国家担心中国崛起会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周边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对其带来威胁，它们之间甚至产生了联防心理，以此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在这样国际环境下，中国除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到任何国家，中国是维护世界和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一支重要力量外，还要开展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增信释疑，得到国际社会的接纳和认可，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减少麻烦和阻力。伙伴关系外交就是在这样背景下的一种选择。

　　三、中国开展伙伴关系外交的意义及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