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总的看来，由于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和积极开展睦邻外交，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非但没有受到平息八九风波的影响，而且步入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

　　与西方国家中断同中国高层往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同邻国间的交往更加密切了，特别是高层领导人之间实现了频繁互访。从1989年6月到1991年底间，江泽民总书记访问了朝鲜和苏联；杨尚昆主席访问了印尼、泰国、蒙古和巴基斯坦；李鹏总理先后访问了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老挝、印尼、新加坡、苏联、朝鲜、泰国、印度、菲律宾和斯里兰卡等12国；万里委员长访问了巴基斯坦；钱其琛外长访问了蒙古、印度、日本、朝鲜和马来西亚。中国接待的邻国高层领导人来访也有几十起之多。通过直接接触和对话，加深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有力地推动了双边关系的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中国同邻国在经贸、科技、文化、领事、边界等领域签订的条约、协定、议定书、备忘录等多达83项。

　　中国一方面推动同苏联、蒙古和印度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巩固与朝鲜、缅甸、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友好邻邦的传统友谊，同时重点改善和发展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中苏关系正常化后，当年双边贸易额就增加了23.2%。11990年4月，李鹏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1964年以来中国政府总理首次访苏，双方最后签署了经济、科技合作和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等六个重要文件。1991年3月中国又向苏联提供了10亿瑞士法郎的商品贷款。5月，江泽民应邀出访苏联，同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两国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并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从1989年11月开始到1991年底，双方外交和军事专家代表团还先后举行了关于在中苏边境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五轮谈判。2

　　80年代末，蒙古由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的困境和政局的动荡，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更为迫切。1989年，继两国执政党恢复关系后，8、9月间，钱其琛外长出访蒙古，实现两国关系的全面正常化。此后两国在各领域的友好往来与合作发展迅速。1990年，蒙古恢复驻中国呼和浩特总领馆。5月，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彭·奥其尔巴特访华，成为1962年以来首次访华的蒙古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也于1991年对蒙古进行了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有关加强两国经济合作的协定。

　　拉·甘地访华后，中印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89年6、7月间，中印边界联合工作小组首轮会谈和副外长级磋商在京举行，双方表示在寻求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同时，应努力发展其他领域的双边关系。9月，中国经贸部长郑拓彬率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访印，出席中印经贸、科技联合小组的第一次会议。1991年12月，李鹏总理应印度总理拉奥的邀请访印，这是事隔31年后中国总理首次访印，两国签署了领事条约、恢复在孟买和上海设领协议、恢复边贸备忘录、1992年贸易议定书和和平利用外空科技合作备忘录。这次访问推动了中印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发展，而作为亚洲和世界的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之际举行政府首脑会晤，其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双方的努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中国与印尼经过一年多的接触，于1990年8月双方宣布正式恢复中断了近23年的两国外交关系，并表示要本着向前看的精神，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改善和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至次年9月，随着与新加坡、文莱相继建交，中国与所有东盟国家都建立和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不仅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全面展开，也预示着这一地区区域合作新纪元的开辟。

　　中国与老挝关系的发展也有了重大突破。1989年10月，老挝部长会议主席凯山·丰威汉访华，双方签订了领事条约、两国政府互免签证协议、关于处理两国边界事务的临时协定和文化协定。次年底，李鹏总理在8月刚刚出访东南亚三国后，应邀又对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斯里兰卡四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也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老挝。通过多次友好会谈，中国分别与四国确认了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增进了相互理解，拓宽了经贸合作的领域。通过友好协商，中老两国政府从1990年开始划界谈判，到1991年10月正式签署条约，在较短的时间内圆满解决了边界问题，为国与国之间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树立了典范。

　　随着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中越关系出现松动，两国领导人都表示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1990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部长会议主席杜梅和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在成都会晤，就恢复两党两国的“同志加兄弟”关系等问题最终达成了广泛共识。1991年6月越共“七大”提出愿意早日全面解决柬问题，促进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进程。紧接着在8月和9月两国外长和副外长在京举行了磋商。11月，应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团访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两党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并签署了贸易协定和关于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

　　这一时期睦邻外交尤其突出地发挥了经济外交的作用。1989年6月到1991年底，中国与邻国签订了一系列旨在扩大和加强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协议、协定或议定书，如贸易协定、贷款协定、运输协定、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旅游合作协定等，多达50余项。

　　从整体上看，除1990年略有下降外，中国与多数邻国的进出口总额都保持了增长趋势，有的增幅明显。例如，中蒙双边贸易额在关系正常化当年为2853万美元，仅仅经过三年就达到1.8亿美元，增长了544%。中国与印尼复交也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展开，1991年双边贸易额为18.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59%。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年增幅都在２０％以上。中韩经贸往来虽然开展晚，但一开始起步就很高。1990年双边贸易额计19.4亿美元，在对外贸易国别中韩国为中国第八大贸易伙伴。这一年10月，中国国际商会和大韩贸易振兴公社签署了在对方首都互设代表处的协议。1991年中韩双边贸易再增长67%，达到32.4亿美元。两国间经济关系发展的强劲势头成为1992年两国建交的动力之一。

　　中国在同邻国的政府间协定贸易外，还积极寻求扩大经济交往的新途径，发展劳务和培训项目，增加补偿贸易、地方贸易，促进民间经济的直接交往和企业间的合作，并频繁地互派经济贸易团组，以推动双边多层次、多领域的密切接触。中国与邻国边境形势的安宁和良好的双边关系也为边境贸易的兴起创造了条件。1989年后中苏边境贸易迅速发展，中国所有边境省、区都同苏联相应地区建立了直接交往关系。以黑龙江省为例，到1991年底已开放了11个边境口岸，进出口总额达19.9亿美元，出口总额居全国19个内陆省份首位。1中蒙自1985年签订边境贸易议定书，当年边贸额为60万瑞士法郎，到1990年已增加到2700万瑞士法郎。21991年，中蒙两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的协定》，根据协定，双方开辟10对边境口岸。中国与缅甸、老挝、印度、越南也都恢复了边境贸易，并有了迅速的发展。这为90年代扩大沿边地区的开放准备了条件。

　　日本虽然参与了西方七国联合制裁中国的行动，采取了停止对华高层往来、冻结第三批对华日元贷款等损害两国关系的措施，但日本是西方七国中惟一的中国邻国，在对外贸易国别中日本又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与中国有着紧密和广泛的经济联系，在应对中国问题上更愿意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采取较为慎重的态度和执行相对独立的政策。　1989年9月，日本政府就宣布全部解除有关日本人来华的限制。11月，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来京，受到邓小平接见，这是他正式告别政治生涯前正式会见的最后一个访华团。是月在京举行了中日长期贸易协议第十次定期会晤。12月，双方正式签署了1989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50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协议。1990年日本再率先宣布恢复对华政府贷款。1991年8月，海部俊树首相来访，成为八九风波后访华的第一位西方国家现职政府首脑。中日双边贸易额1989年与上年基本持平，1990年略有下降，1991年即突破2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22%。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由于中国政府的正确应对，这一巨大变化不仅没有阻碍中国周边关系发展的大好趋势，反而使中国睦邻外交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本着不干涉内政和尊重苏联各族人民选择的原则，12月27日，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会谈纪要，解决了两国关系的继承问题，双方确认1989年和1991年中苏两个联合公报所确定的各项原则仍为中俄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将承担原苏联和中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1992年1月，中国分别同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签署了建交公报。中国采取超越意识形态、超越社会制度的外交政策，巩固了在这些地区的外交阵地，对国际局势、特别是周边形势的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持续40多年的两极冷战的完结，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进一步稳定。1992年8月，中国与韩国建交，至此，除不丹、锡金1外，中国已与所有的周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