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亡国恨催生元杂剧

元代纪君祥以《史记》为蓝本，创作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又名《赵氏孤儿大报仇》。元杂剧的改写使这个故事更富戏剧性，其中两个细节是以往所没有的，一个是将《史记》中的“他人婴儿”改写为程婴的亲生儿子，再一个是写屠岸贾命程婴拷打公孙杵臼，它所得到的效果，就是突出了公孙杵臼在肉体上受到的摧残，以及程婴在精神上受到的煎熬，从而更加强烈地表现出程婴的高贵品质，以及公孙杵臼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此外，元杂剧还增加了程婴带赵武投奔屠岸贾门下、让赵武认屠岸贾为干爹等更加戏剧性的情节。在元杂剧中，“搜孤”、“救孤”情节为重中之重，原因就在于，这部分不仅戏剧冲突激烈，人物也更有崇高感。王国维在《宋元戏剧考》中称：“（《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为什么《史记》关于“赵氏孤儿”的记载，独独到了宋元间，汇成悲剧的洪流？原因是宋朝汉人在军事上极度弱势，一直被北方游牧民族欺压，直致沦陷亡国。国恨家仇，汉人又处于被压迫的位置，愤怨之气聚集，报仇复国的血誓，借民间戏文的样式存身。“赵氏孤儿”这个故事恰好成为汉人民族情绪的绝好载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为实现正义或慷慨赴死或忍辱负重，呈现酣畅淋漓的民族血性。

伏尔泰把“复仇”改为“文明冲突”

元杂剧《赵氏孤儿》具有世界声誉，起始于1755年，法国文豪伏尔泰将其改编成《中国孤儿》，在巴黎法兰西剧院公演，演出多达190多场，盛况空前。随后，英国谐剧作家默非又根据伏尔泰及马约瑟的本子，重新改编《中国孤儿》，在伦敦演出，引起极大震动。《赵氏孤儿》也是传入欧洲的第一部中国戏剧，其播传世界有赖于伏尔泰的改编。

伏尔泰并不懂中文，其改编剧本依赖的是法国传教士马约瑟的法文译本。马约瑟于1731年在广州把《赵氏孤儿》译成法文，取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1734年巴黎《法兰西时报》刊发，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故事深深打动了伏尔泰。

《中国孤儿》全剧五幕，角色全部更换，故事发生的背景也从春秋时代，改成了宋元之际。宋臣张惕为保住宋朝王室后裔，把自己的儿子当作王子，交给蒙古人，同时请他的朋友将王子带到高丽去。其妻叶端美指责张惕有违父道，并向成吉思汗说明他所抓的是她的孩子而不是王子。

成吉思汗爱慕叶端美并向其求婚，张惕也因王子逃亡失败而劝告妻子牺牲个人节操，以拯救王子。叶端美拒绝了成吉思汗，独自搭救王子不成，选择与丈夫、孩子同死。她要求临刑前再见丈夫一面，并让丈夫先将她杀死。成吉思汗暗中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深为感动，不但放过所有的人，还拜张惕为官，请他用汉文化教化蒙古人。伏尔泰放弃了《赵氏孤儿》的复仇主题，转换成《中国孤儿》中宋朝遗民代表的儒家文化与元朝统治者代表的野蛮文化之间的冲突，正符合他一贯的启蒙思想。

现代人的“赵孤”更倾向于人性

进入21世纪后，人们对这出经典剧目的改编与解读，则更多地从“忠义”与“人性”的冲突出发。2003年曾有两个版本的《赵氏孤儿》同时在北京的话剧舞台上演，一个出自大导演林兆华，另一个则出自先锋戏剧人田沁鑫。

林兆华的“赵孤”最后放弃了复仇。林导认为让下一代背负上一代的血债，这不公平，也违背人性。田沁鑫则让“赵孤”在结尾哭喊道：“今天以前我有两个父亲，今天以后我是孤儿。”同样诠释了复仇没有让“赵孤”得到解脱，反而增加了他的悲剧的思想。陈凯歌版中，也通过屠岸贾之口质问程婴：“你有什么权利决定你儿子的生死，又有什么权利让这个孩子替你复仇？”

千百年来，《赵氏孤儿》因剧中人在人性与道义的纠结中，最终选择后者，从而感动了无数观众。而在当今更注重个体生命和人性的思潮中，导演们显然更倾向于前者。是杀身成仁，还是化解仇恨、尊重生命？看来在今后若干年，这还将是一个难以说清的命题，继续困扰不同年代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