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宏大叙事作品因革命大逻辑而牺牲日常叙事空间不同，在《红旗谱》中，梁斌对于革命“间隙”的日常生活常景的捕捉与表现非常充分。这表现在：其一，小说对于乡土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充分的挖掘。小说为了突出农民“革命”的必然性自然会强化农民生活中的“穷”与“苦”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小说也没忘了对于农民家庭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的捕捉，比如相濡以沫的亲情、天真纯洁的爱情、多年如一日的友情等等的表现都在“革命”之外透发出异样的光芒。比如老驴头与春兰的父女斗法就充满民间生活的趣味。即使对于地主冯老兰，他的家庭生活也没有漫画化，他在家里与儿子冯贵堂讨论“民主”等的场景也是把阶级立场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表现的。其二，对于民间的风俗文化、乡村民间伦理结构以及婚、葬、嫁、娶和庙会节气等乡村习俗有精彩细腻的表现。其三，小说叙事充满耐心，对于乡土、风景有耐心而细致的描写。小说不追求快节奏，情节的推进不急不缓，节奏把握非常好，并且在叙事空间内能不时抽出“闲笔”来描摹风景和乡间风物。其四，对于人物的心理有精到的体察与表现。比如说，亲人生离死别时的感受、道路选择时的困惑、青年人的恋爱心理等的表现均很细腻。

　　《红旗谱》的成功还在于其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学话语价值。小说非常好地处理了革命历史话语和个人话语之间的张力关系。它的文学话语呈现复杂、多元的色调，不是单一的话语向度。小说中有很多爱情描写、风俗描写以及其他私人生活场景的描写，这些描写是小说丰满性和文学性得以实现的重要元素，在小说中作家既没有把这种私人性生活场景的审美性绝对化并割裂其与宏大历史的联系，也没有如许多其他红色经典作家那样把私人生活空间、私人话语空间完全政治化、历史化，或者把私人的生活空间完全变成公共的历史空间，而是在两种话语之间找到了巧妙的平衡点，充分展示了两种话语纠缠“互文”的独特魅力。客观上说，《红旗谱》叙事话语以及语言修辞的“宏大性”和“政治性”是自然而然的。为了历史价值建构的需要，小说的语言具有意识形态化与公共化的特征，有时甚至为了“主题”效果而不惜脱离具体的人生情境也是那个时代的审美理念所决定的。比如，朱老巩临死时对儿子说：“儿啊！土豪霸道们，靠着银钱土地剥削我们一辈子。他们是洋钱堆上长起来的，咱是脱掉毛的光屁股鸡，势不两立！咱穷人的气出不了，咳！我这一辈子又完了！要记住，你久后一日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我报仇，告诉人们说，我朱老巩不是为自己死去，是为四十八村人的利益死去的！”而严老祥的话也同样具有宏大叙事性质：“……你在九泉之下放心吧！你白死不了，人们知道你是为什么死的，我们受苦人将子子孙孙战斗在千里堤上！”脯红鸟事件后，严志和的话更是充满“政治性”：“话又说回来，这一只鸟儿算了什么，孩子们！你们要记住，咱穷人把住个饭碗可不容易，你们要为咱受苦人争一口气，为咱穷人整家立业吧！”即使小说在叙述到反面人物冯贵堂时叙述话语也具有了“政治性”：“他虽然上过大学，有了一些文化，但阶级本质决定的，他还不懂阶级这两个字的含意。”

　　从话语层面上来说，无论是“革命”话语还是“爱情”话语都具有特殊的审美气质，它既是对人物心灵与精神世界的一种直接的呈现，又与“历史”的宏大性和崇高感有着内在的联系，因而也使得小说的历史美学、革命美学与个人美学在此得到了内在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