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翻译作品在美国的命运依然很不明朗。马丁·阿诺德在《纽约时报》上曾经撰文写道，“外国作品的译本在美国的销售，总体来说，就好像是一个几乎罄尽的剃须膏罐子，只剩那么一点点空气和几个泡泡。”

　  美国每年出版的图书，大约有3%是翻译作品。如果我们看看小说和诗歌，就会发现，这个数字就更小了，只有大约0.7%。这些数字表明，美国文化的惧外心理依然存在，而且非常盛行。 

　  假如中国作家想要获得哪怕是一点点他们本该获得的关注的话，翻译背后的挑选标准——介绍谁，翻译什么，什么时候介绍、翻译——就非常关键了。

　  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很难像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等人的作品一样在西方文坛获得那么大的声誉。

　  中文作品由于缺乏影响广泛的、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和诗歌英文译本，因此也就很难对西方作家的创作手法产生影响。这样，我们就重新回到了挑选问题上。在我们考察什么作品被翻译过来了、为什么被翻译过来了这些具体细节之前，我们还是先看看，大家认为文学翻译有哪些潜在的忧虑吧。

　  评论家坎姆·路易（Kam Louie）在一篇探讨当下中国小说英译本现状的文章中，引用知名中国作家刘索拉的话，“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中国人才能完全理解中国文学——不管译者多么技巧纯熟，外国人依然永远无法完全理解中国作品，因为他们没有经历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也没有经历过近几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

　　我和坎姆·路易都很理解这个作家的情绪，但她所谓“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不可能的事”这个说法，我俩都不敢苟同。

　  刘索拉显然否定了想象的力量。除此之外，这个争论的核心在于民族的或者本土的特殊性与人性的普遍性的辩证关系问题。虽然所谓“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本身可能就充满了经济甚至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色彩，但是，过分与世隔绝的文化分界论观点，多少也带有一点东方主义论调，甚至可能会引发西方主义的论调。另外，刘索拉的观点很容易让人想到与此类似的在年龄、性别、阶级等方面的对立，这就让人很不舒服了。文学要想一如既往地作为一种可行的“交流”的形式存在下去，那么，这就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结果了。

　  当然，翻译作品的性质和质量，是决定跨语言／跨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因素。翻译质量的高下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出来。我们关注忠实性问题，译文是否可以理解、译文的文学性，决定了一个文本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能够被译成什么样子。

　  有些翻译的分析家和实践者坚持认为，译者应该为作者带来读者，而不是将作者带到读者面前。对他们来说，一个“异化的文本”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是一种必需，这样的作品会打乱目的语的文化信息，这与归化（或者说文学性）译本有所不同。

　  目前，从出版的角度来说，“文学”派翻译似乎更加幸运一些，因为从商业和大学出版社出来的译本都是“文学”派的翻译。不管我们到底是应该为这种情况感到庆幸还是悲伤，目前的事实是，只有“可以翻译的”书的“可读”的译本才会得到出版。

　　那么，有哪些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英文译本是英文读者现在正在阅读的作品呢？请允许我从我作为译者的个人经验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过去的20年里，我主要翻译了将近50篇现当代中国小说，这些翻译基本上代表了我个人对文学喜好、专注的领域，同时，非常重要的是，这也代表了英语读者所能接触到的中国小说的精华。这些作品包括苏童的《米》、莫言的《生死疲劳》、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等。

　  现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翻译比以前多了。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读者群同时也在扩大，越来越多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在使用“还剩下不少剃须膏的剃须膏罐”，这还很难说。

　　当然，我们还要考虑到波动原则—每次新闻报道中报道了中国的事情，中国的文学作品销量就会好一些，而新闻报道没有什么关于中国的消息时，这些书就从书架上消失了。同时也有提携效应在起作用。随着去中国工作和旅游人数的增加，人们对中文图书的阅读数量和阅读种类也就随之增加，这其中也包括文学作品。

　  不幸的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享受到了物质上的舒适和安逸，可是，许多作家发现，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的大气候下，他们费力地创作出来的东西，人们并不欣赏，他们的努力得不到回报。

　  许多很有前途的年轻小说家似乎放弃了自己对完美艺术的追求，转而从事更有经济效益的商业创作，例如电视剧本写作等。在我看来，这实际上反而会有益于中国纯文学的发展，因为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它可以让最投入、最有才能的作家留下来，并推动他们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技艺，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范围较小但要求更高的国内外受众。

　  目前，至多只有十几个中国小说家持续在西方出版自己的作品，他们大多都已人到中年。人们阅读他们的作品，一来是为了欣赏他们的文学才华，二来是通过他们的作品来了解当代中国社会。

　　当然，翻译过程对于作家的作品来说不可避免是存在风险的，而且中国文学依然处于第三世界的地位。尽管如此，无论当代中国文学需要经过多少关卡，依然可以其独特魅力启发中国之外的读者。“把其他文化的作家的作品翻译过来，可以防止一种文学不至于变得民族主义色彩太浓，狭隘的地域性特点太强”，假如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中国文学与世界其他地区文学之间的界限就必将被打破，而且交流也必将是双向的。

　  （作者系美国圣母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王文华／译，译者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