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仅仅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这反映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高度重视并提出了发展路径。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一环。要实现这一任务，必须了解当前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状况，分析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制约因素，才能找到实现任务目标的有效对策。

　　一、新世纪以来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状况

　　我国在对外交流中对文化的关注度提高，尤其是有目标、有方向、有规划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近些年的事。1997年，中共中央领导人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会上提出：“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1]文化交流由原来的主要引进来，转变为加大走出去的步伐，正式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攀升，中国进一步明确了文化“走出去”政策的基本思路和框架，2005年和2006年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与政策。2010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要求加强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文化部制定了《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2011-2015年总体规划》。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作了系统而深入的阐述，将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作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手段。中共十八大报告重申：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发展中华文化，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自信。

　　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间建立了文化交流机制与制度，开展各类文化交流。中国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良好的文化交流关系，与149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与97个国家签订了800多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近千个国际文化组织和机构进行文化交往，并在海外82个国家设有96个使领馆文化处（组），已建成巴黎、柏林、东京等中国文化中心。目前，中国采取政府与民间并举，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并重，走出去与请进来并行，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文化交流开放格局，提升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亲和力、竞争力与影响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丰富了文化交流载体

　　中外文化交流热不断升温，中国与许多国家相互举办了“国家年”、“文化年”、“语言年”、“旅游年”、“文化节”、“艺术节”、“电影节”、“国际图书博览会”、“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等各类大型文化交流活动。从2003年中法两国举办“中法文化年”开始，中国与英国、美国、俄罗斯、意大利、印度等国家都成功地举办了“文化年”活动。它涉及文学、艺术、教育、科技、体育、影视、出版、文物、民族、旅游等各个领域，开拓了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新途径，加深了各国对中国文化历史与发展成就的了解，增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相约北京—2008”活动与奥运紧密配合，引进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个国际艺术团体，近万名艺术家参与其中，观众规模超过300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成为“人文奥运”的最佳注脚。通过参加声乐、器乐、舞蹈、戏曲、戏剧、杂技、摄影、美术、影视等国际艺术比赛，扩大中国艺术的国际影响。如每年境外各种形式的中国电影展（周）约有50次，展映中国影片400多部次。不少影片在海外知名盛会柏林电影节、好莱坞电影节、戛纳电影节等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奖项。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世界更加关注改革开放之后的当代中国文学。2010年启动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四年来，中美两国已在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妇女和青年六大领域取得100余项成果，包括推动6.8万名美国学生来华留学，累计派出近万名中国学生赴美攻读或联合培养博士等。[2]中国政府大力建设的文化载体还有孔子学院、中国图书对外推广工程、“欢乐春节”活动等。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青年联合会、各类文化教育机构、文化艺术院团和广大海外侨胞在民间文化交流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各种形式的高峰论坛，使思想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更加深入，增进了中国同世界人民之间的理解和认同。一些文化精英以自身的形象诠释中华文化。如国际功夫电影巨星成龙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符号，展现了华人的智慧、包容和善良，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十大慈善名人之一。青年钢琴家朗朗以音乐演绎文化，影响超越了音乐界，被称为“极具特色的中国名片”[3]。

　　（二）中国媒体的海外发展取得积极进展

　　《人民日报》和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国家媒体的节目在海外影响力扩大。世界各国收有《人民日报》（含网络版、纸质版）的图书馆数量有265家。1985年创刊的《人民日报》海外版风格贴近海外读者群，并且从2007年开始，与当地华文报刊采取合作办周刊、办专版、随报发行等针对性措施，使《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发行量迅速增加，已发行到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8年在海外的周发行量和日发行量净增30万份。1997年推出的《人民日报》网络版有英文版、日文版等多个外文版，影响力大幅提升。[4]中央电视台成立后即担负着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新世纪以来，文化传播海外基础工程发展很快。2009年以来，中央电视台基本建成了覆盖全球的新闻报道网络，6个语种频道落地入户，范围达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63个海外记者站、2个分台与5个中心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已经能用64种语言，通过调频广播、卫星电视、互联网、移动终端等新的传播平台向全球传播的信息。[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加强了藏、维、哈语节目制作和在中亚国家的落地。2012年5月28日，CIBN互联网电视正式上线商用，以视听互动、资源共享、媒体融合为特色，由传统媒体向现代综合新型国际传媒转型。这些媒体以开放的姿态、共享的理念介绍中国美食、旅游、文化，也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重要领域的关注，主动呈现真实的中国。此外，2011年1月17日，《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播出。2012年，包括《敦煌》、《太极拳》、《汉字》、《京剧》和《书法》等在内的文化片《文化中国》陆续登上纽约时报广场，并搭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国际媒体播放。

　　（三）对外文化贸易逆差缩小

　　中国的文化贸易始于1979年的商业性演出，经过30多年的发展，文化贸易的形式和种类逐渐多样化。在贸易内容方面，以海外演出、影视、图书、网络游戏、动漫等为主体。中国的杂技、戏曲和功夫经过多年的宣传和推广，已在海外市场赢得广泛赞誉。《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少林雄风》、《云南映象》、《天鹅湖》等越来越多的中华文化精品走出国门，成为国际演艺市场的成功案例。据统计，2004年至2010年，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共向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派出演出团组630多个，演出33000多场，观众超过7000万人次，其中商业演出超过60%，实现直接贸易价值5.5亿元。[6]

　　中国电影是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新中国成立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电影除了少数用于交流一直囿于国门之内。新世纪后，中国电影实现了发展的转型，不仅扭转了进口大片占居中国电影市场的格局，而且中国大片进入国际市场。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以明星阵容、奇幻的武侠表现和唯美的画面与音乐构建的中国大片在全球引发轰动，在美国上映连续两周票房冠军，全球票房1.77亿美元。他2004年拍摄的《十面埋伏》取得全球票房9300万美元。民可夫导演的《功夫之王》和《功夫梦》票房都不错。在中国功夫片的带动下，中国电影海外票房从2002年的5亿元，提高到2010年35.17亿元。[7]之后，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有所下降。

　　电视走出去也有新突破。2008年，全国有已1万多小时电视节目销售到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金额共约5898万美元。至2010年底，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海外用户超过1.6 亿。乘《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热播东风，“中非影视合作工程”与30个非洲国家签订协议，2年内将有5000多个小时的中国影视节目在非洲播出，覆盖非洲5亿观众。[8]

　　版权输出结构不断优化，经过10年努力，中国出版物版权贸易逆差大为改观，从2003年15∶1缩小到2012年1.91∶1。尤其是中国对美、加、英、法、德五个西方传统发达国家输出图书版权总量增长近122倍，达到2213项，逆差从1：387缩小至1：4。版权输出的产品形态从过去单一的图书、期刊版权拓展到报纸、音像电子、数字版权等多种形态。新闻出版实物产品出口保持持续增长，2012年出口金额达到9400万美元。《读者海外版》行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国期刊数据库的海外付费下载收入超过千万美元，电子书海外销售收入近500万美元。清华同方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海外机构用户数量超过1000家，分布在42个国家和地区。[9]中国印刷服务贸易顺差明显。印刷服务出口企业对外加工贸易达到680.09亿元，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印刷产业带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印刷加工基地。[10]

　　中国原创网络游戏是新兴行业，增长较快，近5年来出口规模增长8倍。2010年，中国有34家网络游戏企业自主研发的82款网络游戏进入海外市场，实现销售收入2.3亿美元。[11]2012年增至66家公司，出口额达到5.87亿美元。[12]已产生了一些品牌，如上海今日动画公司出品的“东方小子”风靡欧洲市场。随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逆差逐步减少。据统计，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由2003年的56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259亿美元[13]，贸易额10年间增长了2.7倍。[14]文化出口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

　　中国鼓励文化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以独资、合资、控股、参股等形式，在国外创办文化企业，经营演出、会展、销售等文化项目。天创国际演艺制作交流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购买了美国密苏里州布兰森白宫剧院，第一个在海外拥有了产权的剧场。2010年10月，又与奥地利维也纳控股集团、维也纳城市大厅管理公司签署成立“维也纳——北京天创公司”，首次以“投资者”身份进入国际文化市场。2010年云南文投集团在吴哥窟投资《吴哥的微笑》。10年间，我国新闻出版企业在境外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459家。

　　二、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制约因素和发展路径

　　中国的发展进步与新世纪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使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扩大。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近年来，中国通过广泛传播独特的文化来提高吸引力和影响力，使中国软实力一直处于上升趋势。”[15]但是，文化国际影响力不够大，国际话语权不强。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对国际社会所作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没有受到相应的礼遇，相反负面声音不断，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造成了极大困扰。这主要是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

　　（一）资本主义价值观主导当今世界

　　在目前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资本主义文化是主流文化，西方价值观居于主导地位，并积极向世界拓展，增强控制权。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的道德榜样必须始终照耀着渴望自由、正义和尊严的所有人。”“将通过武力与法治的力量保卫我们的人民、捍卫我们的价值观。”[16]中西方文化和传统差异明显。如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价值的理念；中华文化却推崇“和合”思想，重视求同、中庸、仁义、和谐等整体性诉求，强调个人对整体的义务、责任与担当。欧洲民族主义认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文明的民族，应该建立一个国家；中华民族融合，多元一体。中国人的传统政治理念中个人德行重于法律制度；西方重法治。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也是人类在长期奋斗中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自由、民主、人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方面把西方制度模式说成是“普世价值”，一方面把中国一切不好的东西都归咎于制度和体制，鼓吹中国只有接受“普世价值”才有前途。其实他们所宣扬的“普世价值”根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价值，而是专指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17]，推行的是一种文化霸权、思想征服。这反映了文化在本质上是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在冷战时期形成的传统意识形态观中，在西方的语境里，“共产主义”是恐怖、专制、集权的代名词。由于我国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媒体至今仍惯用冷战思维来看待中国，他们往往从一些政治性文化问题入手，频频发起攻势。”[18]人权、宗教、环境等问题一直是某些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的砝码。美国新亚洲政策在政治、军事和文化上对中国的围堵十分明显。西方在传播的体制上、舆论的控制规模上也占有绝对的优势。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和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信息量占据了整个世界全部发稿量的80%，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领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其中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节目中有 60-80%的内容来自美国。[19]多年来，好莱坞一直把中国作为荒唐可笑的坏蛋的来源地。近年为在中国这个巨大市场取得更大份额，好莱坞不断地屈尊实行“中国定制”，即电影中用中国角色、以中国作为一个背景，修改电影内容来迎合中国人，但强势的好莱坞作品灌输着极强烈、极坚定的美国文化、美国精神。在西方国家舆论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的声音被压制，很微弱。目前国际社会使用汉语的人不多，巨大的中西方语言文化差异，几十年冷战带来的中西方民众心理上的距离感，以及对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不习惯相叠加，均程度不同地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与态度。在西方主导国际话语体系和片面宣传下，出现各种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的形象被歪曲、遭丑化。

　　（二）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

　　鸦片战争中，西方国家用工业革命带来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此后，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为改变挨打局面，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但一直未处理好中西文化关系。张之洞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中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批判传统中国文化拖累了中国，主张用西方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思想开“民智”。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等人提出“拿来主义”，主张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虽然各种社会思潮活跃，但新文化没有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百年来的探索进行总结，提出了“洋为中用”的理念，但由于处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没有真正实践的机会。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展全方位的对外文化交流，主动融入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学习和引进发达国家的现代观念和文化成果。中国再次大规模学习西方文化，一方面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养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西方的话语垄断下，中国经典被遮蔽，中华文化被忽视。不少人在学习西方时，迷信“西学”，对中华民族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渐渐生疏，不关照中国的现实。中国当代通行的文化理论大多从西方“拿来”，照搬西方的话语框架和研究方法，缺乏本民族的东西，缺乏文化理论创造的心态，由于生吞活剥，缺乏自主创新，流行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解读中国，理不直气不壮，找不到文化自信；更有甚者，一些人 “挟洋自重”，将西方的价值观视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治世良方”而大肆渲染。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又一定程度上存在简单化、概念化和公式化倾向。结果“一是至今尚未更深入有效地利用西方现有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所包含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展开我们的文化价值解释；二是我们所说的一套文化价值大都仍不被西方接受。”[20]因此，与当代中国的快速发展、巨大转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缺少体现和解释自己的话语体系，文化思想理论十分薄弱，国际话语权趋弱。

　　（三）中国现有文化的建设性不够

　　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社会生活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与问题。如在发展中也同样出现了普遍重视技术经济而忽略人文精神的现象，生活中神圣的东西被消解。人文关怀的缺失和物质享受欲的泛滥，又进一步衍生出诸多生态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如大众层面的道德滑坡、诚信危机问题，一些领导干部中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这些不良现象影响国家形象。文化传播追求的是一种价值、理念的认同，好的作品应当给人以信仰的力量，目前的中国文化还有距离。中国是文学大国，新世纪以来，每年的长篇小说总产量都在4000部以上，但“繁而不荣，多而不精”。在目前多样化的写作中，不仅反映中国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巨大而深刻的时代变迁，通过文学叙事建构国家和民族记忆的气势恢宏的史诗般的作品不多见；而且接地气，短小精悍的心性文字，量也不大。几十年西方文学思潮不断发酵，“一种病象是，文学创作似乎更乐于也长于不断解构基本的价值和意义，却拙于或不屑于给出富有文化建设性和确定性的价值。”加上市场化、商业化的冲击下，在市场化、商业化的冲击下，“精神灯塔和火炬、灵魂的工程师、社会的良心，在很多人那里，变成了以自我表达和生计操持为目的的‘码字工’。”[21]许多文学作品有故事没有思想，有语言没有精神，自然谈不上什么影响力。“电影是文化传播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一种文艺样式，高质量、民族风格浓郁的电影作品对增强一个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文化影响力，塑造一个民族在国际社会中的美好形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2]中国不少大片在电影美学层面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是形式美大过内容、技术重于人文、道德让位于娱乐，文化内涵稀薄、人文精神和主题价值缺失，并只有功夫片单一文化符号塑造成功，这阻碍了它的进一步成长。近三年中国电影海外票房在下降即是证明。浮躁、急功近利也表现在其他大众文化样式。“娱乐无底线、道德无节操”的节目、剧目充斥屏幕。娱乐至上，闭门造车、简单模仿严重影响了中国大众文化的质量。孔子学院的初衷是送孔子“走出去”，孔子学院要向世界传播的自然是中国文化中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文化内容，但是什么样的文化既能代表中国的文化精髓，体现中国的核心价值和软实力，不是很清楚。因此，有人戏称孔子学院没孔子。这不仅是孔子学院，也是中国文化传播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文化传播中如何表现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呈现中华文化的道德品格、精神气节，反映现代化中国应有的文化气质，为渴望了解中国的朋友打开一扇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四）对外贸易额小。

　　无所不在的文化产品的影响力是潜移默化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具有商业和文化双重属性，表现民族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中国近代以来战乱不止。新中国成立，国家一穷二白，首先需要恢复和发展的是国民经济，没有条件进行大规模文化建设，采取的是国家统包统管文化事业的模式。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才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所以，我国的文化产品贸易虽然发展迅速，但由于发展时间短，对外文化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一块短板，比重偏低，文化产品出口额仅占货物贸易出口额的1.26%，文化服务出口额占服务贸易出口额的2.55%。[23]在国际文化市场上，中国仅占1.5％的份额，而美国高达 42.6％。电影是中国文化贸易的前锋。以2012年的电影为例，美国电影产量虽然只占全球电影产量的10.1%，本土票房为108亿美元，其海外票房高达239亿美元；中国电影票房排名世界第二，为27亿美元，但中国票房的51.54%、约14亿美元被充入了美国海外票房纪录。[24]冠亚军之间差距巨大。其他产品逆差也很大。中国海外商业演出的年收入不到1亿美元，不及国外一个著名马戏团一年的海外演出收入。[25]美、日等国的“洋卡通”长期占据着中国的大部分动画消费市场。需要大力发展文化贸易，拓展我国文化发展空间。

　　受以上四大因素的制约，中华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国际话语权、文化符号还是文化产品与服务，都有着很大的差距。

　　在国际文化交往与竞争中“西方主导、西强我弱”的局面短期不会改变，但是，现在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较之以往有了更好的条件和基础。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六十多年来中国靠着自己的内部改革的力量，靠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劳，走了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奇迹[26]，是中国道路最为“真实的道德价值” [27]。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因此“相当重视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经验”，“认为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28]2008年以来西方国家出现的严重金融危机引起了西方学者对西方话语体系的反思。二是中国对人类探索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制度的独创性贡献，为中国话语体系奉献了诸多具有世界意义和独特价值的概念和思想理论。三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关注中国，也需要了解中国。在这种历史契机下，可以逐步把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努力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软实力。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建立自身的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传播当代文化价值，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构建现代传播体系，大力拓宽渠道和途径，重视非专业性的传播媒体、新兴媒体及其他人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渠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推动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打造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国际知名文化品牌，以形成文化出口竞争新优势，并改变对外文化交流过度依赖政府的现象，培育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外向型文化企业，不断扩大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份额，在广泛的国际文化交流中，扩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和共识，增进信任和友谊，为中国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