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年动乱后的中国，又一次面临国家战略转变，这个转变首先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一顺应时势的愿望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文艺界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到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极左路线，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1977年11月，文艺界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对于许多文艺界长期不敢触及的问题，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冲破了在前17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1978年1月，中央批准，成立了恢复文联和各协会活动的筹备小组，恢复被迫停止了12年之久的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工作。各协会普遍进行了会员的重新登记，发展了一批新会员。同时，相继复刊和新创办22种文艺刊物。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是大转折关头的一次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繁荣文化建设的重要会议，邓小平亲临大会并发表《祝辞》，提出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进一步解决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党如何领导文艺等一系列重大的根本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⑧]这些论断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对文化政策作了新的调整和理论概括，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不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对文化的历史要求，更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文化要求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方针，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发展时代。

　　1976年底至1978年，文艺创作开始进入以揭露和反思极左危害为主题的创作阶段，文艺工作者以战斗的姿态和无畏的精神率先从文学角度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拨乱反正中起到引领作用。

　　《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发表的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标志着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在现实主义描写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作品通过对中学生宋宝琦、谢惠敏两个不同形象的生动描写，深揭示了一个事实：“四人帮”的罪恶不仅在于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而且更在于给广大青少年带来的精神上的伤害。它所发出的呼吁：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通过一个16岁的小姑娘王晓华对其“叛徒”身份的母亲彻底“划清界限”。8年后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王晓华明白了真相，但为时已晚，母亲已与世长辞的经历，揭露了极左路线给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人造成的悲剧和灾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

　　这以后揭批极左路线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对“四人帮”的淫威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类是对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美好情操的热情颂扬。前者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谌容的《永远是春天》、莫应丰的《将军吟》等；后者有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张贤亮的《土牢情话》 、刘绍棠的《峨眉》、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叶辛的《蹉跎岁月 》、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接下来发表的作品已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揭露和控诉，作家开始把笔触伸向历史纵深，主要有《天云山传奇》(鲁彦周)、《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鹊)、《黑旗》(刘真)、《李顺大造屋》（梁晓声)、《芙蓉镇》(古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心香》(叶文玲)、《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西望茅草地》(韩少功)、《张铁匠的罗曼史》 (张一弓) 、《月食》(李国文)等。这一波创作浪潮后期的优秀作品， 如《桑树坪纪事》（朱晓平）、《飘逝的花头巾》和《辘轳把胡同9号》（陈建功）、《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梁晓声)、《大林莽》(孔捷生) 、《棋王》(阿城)、《山中，那十九座坟莹》（李存葆)、《绿化树》(张贤亮)等，它们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反响。

　　话剧发挥了它介入现实短平快的特点，率先创作了一批及时反映政治潮流和重大社会主题的作品。如话剧《于无声处》、《丹心谱》、《枫叶红了的时候》。1978年初，宗福先创作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再现了1976年中国人充满风险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老干部梅林是何是非的恩人，但何是非投靠“四人帮”，昧着良心出卖了梅林一家人。作品有力地揭示了天安门事件前后尖锐、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这出话剧在围绕天安门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激烈斗争中公演，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陈云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人民的意愿，就举了《于无声处》为例。[⑨]苏叔阳创作的五幕话剧《丹心谱》（《人民戏剧》1978年第5期）被称为“对恢复发展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⑩]它表现了以方凌轩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为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研制治疗冠心病新药，与“四人帮”亲信爪牙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诗歌的代表则有发表在1977年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 《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您在哪里？》等。《中国的十月》是一首优秀的政治抒情诗。它热情讴歌了中国史诗般的十月，放声歌唱粉碎了“四人帮”伟大历史性的胜利。《一月的哀思》抒写周恩来光辉的一生，表达了全国人民在周恩来逝世后的悲痛和怀念，以及对粉碎“四人帮”的无比欢欣。诗人善于选择典型的细节和运用大量的排比句式，表达昂扬奋发的激情。《周总理，您在哪里？》是一首现代抒情诗，是为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而创作。诗人运用“询问——呼唤——寻找——应答”的独特构思来展现主题，用54个“周总理，你在哪里”对周总理的英灵急切地反复呼唤，反复寻问，反复倾诉，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无限热爱和怀念的深情，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上述文学作品，主题鲜明，紧扣时代脉搏，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促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文化艺术界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推出一批以改革为题材的力作，逐渐取代伤痕文学和反思小说而成为文学创作主流。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在《人民文学》1979 年第7期上发表，就题材、思想、人物而言，是一篇不同于前此发表的那些“伤痕文学”的小说，作者把眼光从车间、工厂放大到社会，揭示改革的困难、斗争和已经出现的变革与转机，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正面形象，写他的坚毅刚强和困惑苦恼，他感情世界的波涛起伏和对待爱情的果敢态度，性格鲜明突出，有棱有角，这正好应和了变革时代的人们渴望雷厉风行的“英雄”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们的盛情赞扬，被评论家们赞美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11]何士光的《乡场上》载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象一阵潮润的清风卷起了乡间芬芳的泥土气息。它深刻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村在实行中央新的经济政策以后农民的新风貌，他们不仅逐渐摆脱长久的贫困，而且敢于挺直腰板抵制官僚特权作风，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其他还有如《陈奂生进城》(高晓声)、《卖驴》(赵本夫) 、《人生》(路遥)、《祸起萧墙》(水运宪)、《山道弯弯》(谭谈) 、《沉重的翅膀》(张洁)等，这些作品已经不仅限于为改革鼓与呼，而是朝向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心态变化的深层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