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年动乱后的中国,面临着战略转变,这个转变首先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一顺应时势的愿望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在文艺界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到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极左路线,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改革开放,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文化的拨乱反正工作首先从文化指导思想的正本清源做起。1977年11月,文艺界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对于许多文艺界长期不敢触及的问题,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冲破了在前17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1978年1月,中央批准,成立了恢复文联和各协会活动的筹备小组,恢复被迫停止了12年之久的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工作。各协会普遍进行了会员的重新登记,发展了一批新会员。同时,相继复刊和新创办22种文艺刊物。1979年11月1日,在四次文代会期间,大会提出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们致哀,共有183个名字被宣读,哪个名字在当代中国文化史上都是响当当的。[20]尽管当时全国各行各业都在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但像文化界这样为遭受诬陷的艺术家致哀真是极为少见的。毋庸讳言,这不仅仅是对逝者寄托哀思,更重要的是为求得一个对历史的公正评价。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是大转折关头的一次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繁荣文化建设的重要会议,邓小平亲临大会并发表《祝辞》,提出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进一步解决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党如何领导文艺等一系列重大的根本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21]这些论断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对文化政策作了新的调整和理论概括,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
文代会后3个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做《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讲话全面论述了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外国内外遇到的各种问题。谈到文化工作,邓小平说,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造成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邓小平同时指出,我们讲,对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就加重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对自己工作的要求。[22]
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缺陷。“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它不仅能更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艺规律。1982年6月,在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上,胡乔木进一步深刻阐述“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口号的意义,指出,党中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是找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文艺的根本目标。[23]
从此以后,坚持 “二为”方向和贯彻“双百”方针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方针。随着时间的推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它们不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对文化的历史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更增强了文化工作者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1976年底至1978年,文艺创作开始进入以揭露和反思极左危害为主题的创作阶段,文艺工作者以战斗的姿态和无畏的精神率先从文学角度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走在其他个个行业和领域的前列,在全国拨乱反正中起到引领作用。
《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发表的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和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为代表的小说揭露了极左路线给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人造成的悲剧和灾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
话剧发挥了它介入现实短平快的特点,率先创作了一批及时反映政治潮流和重大社会主题的作品。1978年初,宗福先创作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再现了1976年中国人充满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揭示了天安门事件前后尖锐、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这出话剧在围绕天安门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激烈斗争中公演,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陈云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人民的意愿,就列举了《于无声处》这出剧。[24]苏叔阳创作的五幕话剧《丹心谱》(《人民戏剧》1978年第5期)被称为“对恢复发展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25]它表现了以方凌轩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为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研制治疗冠心病新药,与“四人帮”亲信爪牙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诗歌的代表作有发表在1977年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您在哪里?》等。《周总理,您在哪里?》是一首现代抒情诗,是为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而创作。诗人运用“询问——呼唤——寻找——应答”的独特构思来展现主题,用54个“周总理,你在哪里”对周总理的英灵急切地反复呼唤,反复寻问,反复倾诉,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无限热爱和怀念的深情,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些文学作品,主题鲜明,紧扣时代脉搏,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促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文化界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推出一批以改革为题材的力作,逐渐取代伤痕文学和反思小说而成为文学创作主流。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在《人民文学》1979 年第7期上发表,就题材、思想、人物而言,是一篇不同于前此发表的那些“伤痕文学”的小说,作者把眼光从车间、工厂放大到社会,揭示改革的困难、斗争和已经出现的变革与转机,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正面形象,写他的坚毅刚强和困惑苦恼,他感情世界的波涛起伏和对待爱情的果敢态度,性格鲜明突出,有棱有角,这正好应和了变革时代的人们渴望雷厉风行的“英雄”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们的盛情赞扬,被评论家们赞美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26]何士光的《乡场上》载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像一阵潮润的清风卷起了乡间芬芳的泥土气息。它深刻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村在实行中央新的经济政策以后农民的新风貌,他们不仅逐渐摆脱长久的贫困,而且敢于挺直腰板抵制官僚特权作风,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还一些作品有如《陈奂生进城》(高晓声)、《卖驴》(赵本夫) 、《人生》(路遥)、《祸起萧墙》(水运宪)等已经不仅限于为改革鼓与呼,而是朝向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心态变化的深层写作。
电影仍是最受人民群众欢迎的艺术形式,据有关部门统计,1978年,全国电影观众200亿人次,每人年平均看电影20次。但电影的生产周期长,和文学作品的创作规律不同。那么,拿什么来填补空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呢?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间拍摄的影片。1979年2月,文化部党组复审了一批影片,认为《北国江南》、《不夜城》等21部故事片思想内容、艺术性较好,可以恢复上映。《嘉陵江边》、《三个战友》等16部影片,有的艺术质量较好,拟在发行上适当掌握。文化部认为“文化大革命”前的600多部故事片,经复审恢复可以上映的已有540多部,全部复审工作可在2月结束。[27]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判或被束之高阁的影片,现在又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间。
与艺术创作的恢复和发展相生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认知。1979年,文化部、国家民委会同中国文联有关协会等单位启动了“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包括《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民间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民间谚语集成》和《中国曲艺志》。该工程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长城”。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动员组织了10万文化艺术工作者深入田间地头、乡村城镇,对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挖掘、收集和整理。此项工作规模之大、动员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普查程度之深,不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从未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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