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桐：费孝通先生在很多理论问题上都卓有建树，且能灵活运用理论研究现实社会，在《乡土中国》中他运用“差序格局”、“熟人社会”等理论分析中国问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和讨论，请简单介绍一下西方学术界对费孝通思想研究的现状，以及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在理解社会结构等方面给人们带来的启示。

　　韩格理：在社会学领域，费教授对研究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源自《乡土中国》一书，我有幸和王政共同翻译了此书，当时她是我的研究生。我们翻译完此书后，到北京拜访了费教授。在那次会谈中，我们共同探讨了此书的英文书名。如果书名翻译不得当的话，将会使读者对书的内容产生误解。在谈话中，我注意到费教授暗指中国农民植根于土地，于是，我们几乎异口同声说出了该书的英文名——From the Soil，副标题为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Society（中国的社会基础）。这一题目抓住了该书的精髓思想：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生发出了一种独特的人际格局，这种格局使得人们在复杂的社会秩序中找到他们的位置。这种人际格局就是“差序格局”，我将它译为“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费先生的核心观点是，这种差异人际格局全然不同于西方社会中的人际格局，即“团体格局”——我将此译为“organizational mode of association”。这一对概念有助于引导我们思考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之间的组织和制度差异。

　　在美国的社会理论家中，很少有人了解费教授和他的著作。知道费先生的也仅限于那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如许多中国理论家一样，欧美国家许多理论家（例如Edgar Kiser和Michael Hechter）使用类似的概念分析不同的社会。这削弱了费先生的一项主要学术贡献，即关于社会的这些概念的提炼应该来自于对该社会的第一手了解。

　　常向群：我是在1994年通过杨美惠（Mayfair Yang）的《礼物、关系学与国家》（Gifts, Favors & Banquets）一书得知《乡土中国》有了英文版。由于我对此书较熟，直到去年开始写费先生的理论贡献，才开始翻阅其英文版。然而，看到英文版的第一眼，我就被它的英文书名From the soil及其副书名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所吸引。在读过您的前言、后记及所有注释后，我发现我与您对该书的理解通过不同的路径达到了很多共识。

　　在阅读了几乎所有关于《乡土中国》英文版的书评后，我发现鲜有西方学者注意到此书译者工作的价值及其为此付出的努力。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样，遗憾的是，费先生的理论，比如“差序格局”，在西方学术界几乎不为人知。在此我再次提及王斯福教授的论文，您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译作“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和“organizational mode of association”，王斯福教授则将它们分别对应为“社会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使英语世界的读者更加容易理解中国人与所谓的西方人之间关系的差异。

　　韩格理：我必须说，我也对《乡土中国》英文版的几篇书评感到失望。记得一位评论家指责费先生的这对概念与东方主义有涉，并且从人权的立场出发坚持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有权享有平等的个人权利。这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完全忽略了费先生关于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比较之要点。诚然，倡导人权平等是源自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团体格局”是这个传统的体现，但是“差序格局”并没有规定它不追求人权，它仅仅是一个用来描述常规的互动模式的概念。

　　事实上，“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并非两个对立的概念，也并不是位于一个连续渐变体的两端或两极，它们都来自对两种不同社会组织的理解。作为组织性概念，这两个术语分别规定了各自社会中成员间互动的制度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忠实于费先生的术语，术语的翻译必须强调互动的制度化模式，人们在这种模式中能够界定自己，并以此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重构社会秩序。从这一点上讲，王斯福教授将“差序格局”译为“social egoism”没能传达费先生这一概念中互动的维度，虽然它从个人的角度概括了中国社会的特征，正如费先生本人所做的那样。

　　常向群：中文是一种高语境语言。您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翻译成“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和“organizational mode of association”，而王斯福教授将“差序格局”翻译为“social egoism”。在已有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两个社会科学术语中加入了中国的元素后，其含义被拓展得更加宽泛了。我见过大约十个不同版本的关于“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译法，但都不尽如人意。就像许多其他中国术语一样，将这个词翻译成英文并非易事，正如我个人使用“礼尚往来”（lishang-wanglai）作为中国式的互惠和关系网络的模式所付出的代价。目前，“guanxi”（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在英语世界中较为常用的外来语汇，法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早就成为了英文单词也是一个例子。我想“chaxugeju”和“tuantigeju”也许能够直接作为英语的社会科学专业术语为人所接受，这样可以避免翻译的欠缺而带来的误解。

　　吴子桐：改革开放后，费先生提出“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区域发展等理论，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与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费先生晚年“志在富民”的选择是他一生学术关注的延续还是转型？他的理论对于今天的城乡建设实践具有怎样的意义？

　　韩格理：费先生的《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后者的英文名称为Reconstructing Rural China。我们概括了书中的内容，并将其作为《乡土中国》的最后一部分。费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很有预见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农村基础建设与发展的构想，这在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现实。费先生能够如此清晰地对中国经济应该并且实际如何发展作出预见，这看似惊人，但其实他的理论正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基础的清晰认识。

　　常向群：费教授在《八十自白》中总结道，“富民”是他毕生的奋斗目标。他的这种思想后来越来越得到广泛认同。费先生的“富民”目标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并植根于他早年的作品中，从来没有间断过。费先生提出的各种“模式”是他对中国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的社会观察的结果，这些的模式区分了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类别，并为中国不同地域之间的比较以及中外之间的比较创造了条件。

　　韩格理：我对费先生晚年的著作不如你那么熟悉，我发现非常有趣的是，费先生晚年仍在继续对其早期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加以开发。在20世纪80年代，我与费先生见过几次面，有一次甚至是在我未曾想到翻译《乡土中国》之前。他清晰的头脑和“心系于民”的情怀让人赞叹，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

　　常向群：绝对是这样。英语世界的学者一直认为费先生是关注实用的人，会有这种误解是因为他们没有读过费先生更多的理论著述，《乡土中国》只是其中一例。在费先生生命的最后15年中，他仍旧是一个多产的学者，其中大部分著作涉及理论。希望西方的学者能够在阅读费先生早年在西方获得公认的著作以及晚年的这些著作后，再对他的学术贡献给出一个公允的评价。

　　(张昊媛、蒲瑶对本文翻译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