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费老的初次见面是在1979年。当时，我和夫人正打算去探望国内的一些亲友。在动身之前，我了解到中国的社会学学科正在重建当中。因此，我就向在北京的中国社会学会写信，在信中表达了希望与国内的一些社会学者会面的意愿。到达北京后，我们就被中国社会学会（当时还在民盟办公）邀请去他们那里做客。接下来，他们安排我去拜访费老一家人位于中央民族学院的住处。那天晚上下着大雨，我们走在泥泞不堪的小路上寻找费老的寓所。见面后，我们与费老交谈了大约40分钟。费老提到他努力重建中国社会学学科的首要目标是找到中国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的解决途径。

　　两年后，我应中国社会学会的邀请，在南开大学为从国内18所高校遴选出的一批大四学生教授社会学课程。这一课程是费老所组织的两个培养中国新一代社会学教师力量的初始项目之一（另一个项目是面向各高校中青年教师的暑期工作坊）。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有幸在数个全国性的工作坊和学术会议与费老会面。每次会面，费老都很有激情地向我描述他当时的田野调查和将来的研究计划。在我读过费老的绝大部分著作之后，这些会面和交谈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费老所进行的研究的认识和钦佩。

　　费老所进行的研究非常博大精深，很难用一篇短文来概括。在我们纪念费老百年诞辰之际，我希望借这个机会谈几点我对费老的学术成就和国家情怀感受最深的体会。

　　中国的社会结构 20世纪40年代，费老在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差序格局”理论。该理论指出个人的社会关系是从核心向外一层一层扩展的。在社会关系的各层次中，最核心的是家庭和亲缘关系。各个层次之间的距离就代表了社会距离。直到今天，该理论仍是描述和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

　　农村发展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调查以及80年代的继续研究中，费老认为农村发展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关键。他提炼总结了从早期的士绅社会到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发展等不同时期农村发展的一系列制度特征。费老对中国农村发展中制度变迁的敏锐观察至今未被其他学者超越。

　　民族关系和边疆建设 20世纪90年代，费老转向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关系及其对边疆地区发展影响的研究。这一研究对于多年之后的（乃至目前）学术界和决策层所关注的“少数民族问题”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对文化自觉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期，费老对全球化和本土化这两个在学术界同时展开而又相互抵触的过程进行了探讨。在提倡进一步自觉和自省的同时，他主张“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相互学习和欣赏，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不但指出我们要发展自尊和自信，而且也提醒我们要学会欣赏和尊敬他人。事实上，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分析。费老预见到中国在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前，会与其他国家、社会间产生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他的这一理论也为即将面对新境况的中国和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极具智慧的处理方法。

　　研究方法　  费老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具有一些非常出色的特征。首先，以观察来引导他的思考和分析是费老采用的首要研究方法。这种归纳性的方法使他在研究中避免了先入为主的想法和价值观，从而能保持客观的态度。而这种研究方法必然会使他掌握研究对象的一些关键问题。其次，费老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自己的实地观察以及与调查对象间的互动之上。对社会现象的近距离观察是他在研究中一直奉行的准则。最后，费老具有将田野观察经验整合于简洁而又有力的学术观点的能力。这种学术整合能力既来自于他所受的学术训练，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自身的智慧。

　　虽然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使他获得客观中立的研究资料，但费老对研究问题的选择表现出他对当时社会实际需求敏锐的捕捉能力。他对社会需求的评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问题的确定过程。因此，他对于研究问题的选择取决于他的主观价值判断。

　　所有这些实践、理论和方法上的特征，表现了费老对于社会学理论构造原则以及研究和价值观联系与区分的深刻理解。极少有学者能在研究中如费老这样贯彻这些原则。

　　学术训练和教学 费老在培养青年学者和学生时遵循相同的原则：近距离的讨论，引导性的观察以及归纳性的分析与总结。在课堂上，在会议中，在私人交谈时，在餐桌上，在田野调查中，费老都不断地归纳出简洁而生动的观点，展示言语的魅力，举出有趣而相关的例子，无论在细节还是总体上都精心雕琢自己的讲话。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学生和听众能掌握理论构造的重要原则和归纳性的分析方法。大多数听众往往只被他简洁、幽默的语言所吸引，陶醉于其个人魅力，但对那些在一段时间后对他讲话的内涵有所感悟的学生来说，费老的这种教学方法会使他们受益终生。

　　与费老这样的一代大师同处于一个时代是很难得的机会。对于我这一代人中有幸和他有过近距离接触并向他求教的人来说，我们更希冀能在这里与大家一起纪念费孝通先生的百年诞辰。

　　（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