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桐：在民族问题上，费孝通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参加少数民族历史调查，进行民族识别，在改革开放后又提出了“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认为民族认同意识是多层次的，且不同层次可以并行不悖。他认为，这种“多元一体”的特点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多民族国家。二位对此如何评价？

　　韩格理：正如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其他概念一样，“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源自于费先生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的理解。费先生认为，中国人与他们的社会通过不同的社会关系以多样的方式联系起来，一些是通过亲密的家庭纽带，一些是通过广泛的家族关系，还有一些是通过地缘的关系。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的第十二章指出所有这些关系都是血缘关系的延伸。他指出，“区位是社会化的空间……这是血缘的坐标”。超越区域主义，根据费先生的说法，我们也可以认为，对于中国人而言，民族认同也是一个社会化的空间，有血缘的坐标，每个人的坐标在空间上都会有所不同。然而，与许多对西方社会所作的民族主义研究相比，这个观点适用于描述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而不适用于所有社会。

　　常向群：是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初步构想在20世纪40年代的《乡土中国》中文版中已初见端倪，但是它的完善和广泛传播是缘于50年后费孝通先生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先生几十年来在对中国少数民族史料文献进行分析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形成的。根据费先生的观点，中国56个民族经过了长期的整合、互动，同时共存于一个大的社会里，由此形成的“格局”是“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格局”一词体现了个人和民族之间的联系。“多元一体格局”又是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一个概念。费先生在已经撰写了多篇关于全球化的文章后，于2000年提出了构建“世界范围内文化多样性或者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问题，这是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中国社会向全球范围的延伸。在做完了“来自金砖四国的移民在英国”的田野调查以后，我认识到费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可以成为对现存的有关多民族社会理论的一项有用的补充。

　　韩格理：对于费先生的这一观点，我有一个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国未来的一种期许，还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切实反映？

　　常向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构想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进行研究的结果，并且这种格局正在成为现实。而“世界范围内的多民族一体格局”则是费先生的一种向往。

　　韩格理：沿着费先生引领的这一研究，我想我们应该对多元社会的研究作一点补充。英国人类学家弗尼华尔（J. S. Furnivall）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英国公务员在东南亚工作，期间他发现，除了日本和韩国，大部分亚洲社会都是多元化的，所以他用“多元社会”（plural society）一词来指包含多种共存而不相互融合的族群的社会。弗尼华尔提出的这一概念暗含了与西方社会的对比，在西方社会中，不同的族群被期许融入一个主导的社会秩序中。毫无疑问，费先生所接受的英式教育使他接触过弗尼华尔的著作。费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事中国社会少数民族研究，他对多元社会研究的新见解，都是从他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得出的，其中包括他于20世纪40年代在云南省教书时所作的研究。

　　常向群：没错，尽管我没有看到费先生直接引述弗尼华尔关于“多元社会”的观点，他很可能受到了后者的影响。有趣的是，有中国学者对费先生的《江村经济》评论说，此书缺少对西方文献的综述。大半个世纪过后，也有中国学者对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The Flow of Gifts）评论说，它缺乏中文文献的回顾。我认为这一点正说明了，中国学者不仅向西方学者学习，也期待西方学者向中国学者学习，这种互鉴不仅是材料上的，还包括观点和思维方式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