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吴子桐

　　■嘉宾：韩格理（Gary G. Hamilton，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乡土中国》英译者）

　　常向群（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中国比较研究网负责人）

　　吴子桐：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人类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这主要体现在他早年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后来的《乡土中国》两本著作中，如何评价这两本著作的价值？

　　韩格理：我是在上研究生的时候拜读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我觉得这本书十分有趣，但在那时，我刚刚涉足社会学领域，并不知道费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后来，在1984年至1985年于台湾东海大学教书期间，我在一家书店中偶得《乡土中国》。这次与费先生的“邂逅”时值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已初具基础，正在探讨如何能够不带西方偏见地将中国与其他社会作比较研究的当口。在读了《乡土中国》之后，我了解到费先生不仅与我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在解决这一问题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在书中，费先生用优雅的散文体、以令人信任的方式直入主题，对中国与西方社会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我当时对此书未被译成英文感到不解，并且意识到翻译此书是绝对必要的，只有这样，西方读者才有机会一窥费先生精深的学术思想。我十分荣幸有机会翻译了此书。

　　常向群：十分巧合，我是在1985年初读费先生的《乡土中国》的，当时，我正在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这本书从纵向——历史的维度，和横向——全球的维度，对中国社会进行系统的研究考察，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全貌。在费先生逝世后，王斯福教授（Stephan Feuchtwang）的纪念文章《社会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一位西方汉学人类学家阅读费孝通“中西对立”观念的惊讶与问题》（"Social　Egoism　and　Individualism:　Surprises　and　Questions　that　Arise　from　Reading　Fei　Xiaotong's　Idea　of　'the Opposi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就是基于您和王政翻译的《乡土中国》英文版写成的。十分可喜的是，该文在西方社会科学语境下活化了费先生的学术思想。我和王斯福教授之前的博士生曾多次引述中文版的《乡土中国》，但均无法呈现该书的灵性。您将该书推介到英语世界，极大地增进了世界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尽管此书初版于20世纪40年代，但一些核心观点至今仍旧十分有价值。我正在写一本书，题目为《费孝通与江村研究》（Study of Fei Xiaotong's theories and restudies on Kaixiangong Village），拟以此来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

　　回到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我于1987年阅读了该书的首版中译本。当时，我正在北京教授社会学，对这本经典的民族志领会得并不深刻。若干年后，许多中国学者和学生常问我如何评价此书的重要性，我请教了王斯福教授。他推荐了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于1962年作的纪念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的演讲，题目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这篇演讲使我对这本书的地位有了全新的认识。弗里德曼引述了一段马林诺夫斯基为费孝通先生写的《江村经济》的序言：“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这本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弗里德曼鼓励社会人类学者对像中国这样的、有绵亘千年的文明和庞杂历史的社会进行研究，并相信这将是社会人类学未来的发展趋势。由此，我认识到《江村经济》的重要性在于它推动了人类学的学科本身及其方法论的发展。1996年以来，我在费先生当年从事田野调查的村庄完成了自己的田野调查后，便开始对费先生总结性的新作进行全面研读，从中我看到，费先生的研究兴趣已经从田野调查转向了理论回顾与反思。费先生自称，他对自己学术贡献的重要性的认识始发于重读马林诺夫斯基为《江村经济》写的序言。据费先生所言，《江村经济》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它开创了一个新风气，“这个新风气就是从过去被囚禁在研究‘野蛮人’的牢笼里冲出来，进入开阔庞大的‘文明世界’的新天地”。我完全同意这一观点。

　　韩格理：我发现，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社会研究领域，似乎很少有美英的中国研究专家了解或引用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国社会的理论观点。所以，当我阅读了你前面提及的王斯福教授的《社会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一位西方汉学人类学家阅读费孝通“中西对立”观念的惊讶与问题》一文，感到十分欣慰。的确，是到了开始在东西方学者之间展开对话的时候了——追随费先生对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从而更好地了解一个社会区分于另一个社会的制度性差异，以及将不同社会的人们联系起来的共同之处。

　　常向群：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地数以百计的学者从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对现当代中国以及中国社会加以研究，但除了您和王斯福教授，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像费孝通这样的中国学者的理论贡献。根据社会科学的标准，这些专家的著作非常出色，但他们的思想和方法是从迥异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诚然，这些著作在许多方面都很有价值，但是，正如不少中国学者常说的那样，有的研究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读起来有“隔靴搔痒”之感。对我而言，《乡土中国》的英译本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探讨中国社会的中国本土理论的优秀范本。我希望国内外举行的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的各种活动——包括咱们的对话——能引发西方学者对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的兴趣，正如英语谚语所说，“迟做总比不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