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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铁路卫生防疫事业的创建
发布时间: 2021-02-24    作者:黄华平    来源:国史网 202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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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交通在给人们带来出行便捷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传染病快速传播的途径之一,因此,建立有效的铁路卫生防疫体制与应对机制是切断传染病蔓延的重要环节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铁路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铁路卫生防疫事业逐步建立起来,在当时的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卫生防疫工作已有一些研究,但多是侧重全局性、整体性的论述,关于人民铁路卫生防疫工作的研究尚需加强,铁路卫生防疫工作在传染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未能得到充分体现。本文在相关资料及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铁路防疫事业的创建进行专门探讨,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人民铁路卫生防疫体制的建立

  自1947年人民铁路首个卫生机构诞生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基本形成较为健全的全国铁路卫生防疫体制,人民铁路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铁路总局建立了区域性铁路卫生防疫体制,成为新中国铁路卫生防疫事业的发端;二是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人民铁路卫生防疫事业继续发展,全国铁路卫生防疫体制逐渐建立起来。

  (一)人民铁路卫生防疫事业的发端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内各类传染病频繁发生,尤其是烈性传染病霍乱和鼠疫最为严重。1946年6月,辽宁锦西地区发生霍乱,7月初沿铁路线蔓延至锦州、沈阳、长春等地,8月传入哈尔滨,导致东北解放区大面积发生霍乱,是年感染霍乱者达39098人,死亡33359人。1947年,西满地区鼠疫集中暴发,至年底蔓延到东北3个市、25个县(旗)、93个区、633个村屯,并传播到东北解放区的首府哈尔滨,感染者30326人次,死亡23171人,死亡率高达76.4%。传染病的肆虐,不仅威胁到东北解放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而且时常造成铁路运输中断,不利于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

  1947年5月8日,东北铁路总局出于卫生防疫工作的需要,在局内增设二级机构卫生处,下辖各铁路管理局设卫生科。1948年10月7日,东北行政委员会铁道部制定了《铁道部各级卫生机关组织暂行条例及组织细则》,规定铁道部卫生处设保健防疫课,各铁路管理局卫生科设保健防疫股,负责铁路卫生设施、卫生保健及卫生防疫等事务。卫生处保健防疫课与卫生科保健防疫股的设立,标志着人民铁路卫生防疫事业的发端。随后,东北解放区各级铁路卫生防疫机构陆续兴办起来。

  1948年10月,东北行政委员会铁道部在哈尔滨筹建了中央防疫站,由苏联专家克利敏道夫任站长,这是人民铁路建立的第一个卫生防疫机构。此后,各铁路管理局防疫站、车站卫生检疫所也相继建立,至新中国成立前共建有30个卫生防疫业务机构。在铁路卫生防疫规章方面,东北铁路总局先后制定了《铁路卫生防疫工作条例》《在列车中发现鼠疫霍乱患者具体实施办法》《铁路沿线城乡发生特殊传染病暂行处理办法》,就传染病的处理程序、铁路卫生防疫站的工作组织及任务等做了明确规定,从而规范和强化了铁路卫生防疫工作。

  人民铁路卫生防疫事业的开创,既为东北解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新中国铁路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人民铁路卫生防疫体制的初步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1954年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的领导下,人民铁路卫生防疫事业快速发展,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铁路卫生防疫体制初步建立。

  1.铁路卫生防疫行政机构的建立

  1949年1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以下简称中央军委铁道部)在河北石家庄成立,5月,组建卫生处,6月,卫生处改称卫生局,负责全路卫生防疫工作。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央军委铁道部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以下简称铁道部),卫生局建制仍旧保留。根据1950年8月4日公布的《铁道部卫生局组织规则》,卫生局下设医政、保健、防疫、材料和秘书五课,统管全国铁路卫生防疫工作。铁道部卫生局的设立,标志着新中国铁路卫生防疫行政机构的正式诞生。

  在铁道部卫生局设立的同时,各地方铁路管理局也先后建立起卫生防疫行政机构。早在中央军委铁道部管理时期,平津、太原、衡阳等铁路管理局就组建了卫生科。1949年10月7日,铁道部公布了《各级卫生机关组织暂行条例及组织细则》,规定各铁路管理局增设卫生科。1950年4月,铁道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铁路卫生工作会议,决定铁路管理局卫生科扩充为卫生处,条件不足的铁路管理局设卫生科。此后,各铁路管理局纷纷改卫生科为卫生处。至1952年底,以铁道部卫生局、各地铁路局卫生处(或卫生科)为核心的铁路卫生防疫行政机构基本形成。

  除上述日常卫生防疫行政机构外,在突发重大疫情时,铁道部还会成立临时的卫生防疫行政机构。例如,1949年11月,为防控察哈尔省察北专区鼠疫的蔓延,铁道部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各地铁路局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分会,组织指挥防疫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应对美国军队在朝鲜北方和中国部分地区实施的细菌战,铁道部也于1952年设立了防疫委员会。铁道部防疫委员会不是常设机构,疫情或突发情况结束后便会撤销。

  2.各级铁路卫生防疫站的普遍设立

  新中国成立前,除东北解放区外,其余各解放区铁路系统尚未建立起卫生防疫站。1949年9月,中央军委铁道部为阻止察北专区鼠疫由京绥线向华北地区蔓延,在该铁路沿线的张家口、大同、下花园、南口、北京西直门和前门等站先后设立了临时性的卫生防疫站。12月,察北专区鼠疫防控工作结束后,铁道部认为“应设固定防疫机构,才便于控制疫病传播”,决定由铁道部卫生局与天津铁路管理局共建张家口、大同、南口和北京4个卫生防疫站,成为新中国人民铁路第一批常设性卫生防疫站。1950年7月,铁道部正式颁布了《铁路卫生防疫站组织条例》,规定:“铁道部设铁路卫生防疫总站;铁路局设铁路卫生防疫站,铁路局如认为需要,也可设局总站;路局或分局可设铁路防疫所”。

  《铁路卫生防疫站组织条例》颁布后,各地铁路局先后设立卫生防疫站或防疫所。1950年,共建立了天津、张家口、济南、徐州、郑州、西安、汉口、太原、石家庄、上海、南京、南昌、衡阳、武昌、广州、柳州、北京17个卫生防疫站。1952年,铁道部卫生防疫总站成立。至1952年底,全国铁路34个主要车站建立起铁路卫生防疫站,在临近传染病经常发生的城市站点建立起29个检疫所及卫生检查室,加上铁道部卫生防疫总站,全国铁路卫生防疫机构共计64处、卫生防疫人员1552人。1953年,铁路卫生防疫机构继续增加,至年底,卫生防疫站增加到55个,卫生检疫所及卫生检查室达27个。

  卫生防疫站建立之初,各级站业务指导关系不够明确,内部组织机构及其分工也不够科学,各级站的规模亦无统一标准。为明确业务分工,更好地开展卫生防疫工作,1955年1月14日,铁道部颁布了《铁路各级卫生防疫站组织办法》,规定:“于铁道部所在地设立铁道部卫生防疫站;于各管理局所在地设立管理局中心卫生防疫站;于各铁路分局、运输分局所在地设立卫生防疫站”。“卫生防疫总站隶属铁道部卫生局,受卫生局长领导”;“中心卫生防疫站隶属管理局卫生处,受卫生处长领导”;“卫生防疫站隶属管理局卫生处,受卫生处长领导”;“铁路局卫生防疫站隶属铁路局卫生科,受卫生科长领导”;“各卫生防疫站业务上受各该中心卫生防疫站指导,各中心卫生防疫站及铁路局卫生防疫站在业务上受卫生防疫总站指导”。铁道部卫生防疫总站设“卫生、检疫、检验科及卫生宣教室”;中心防疫站设“卫生、防疫、检验、消毒及卫生宣教室”,卫生防疫站则只设“卫生、防疫、检验和消毒组”。“各级卫生防疫站根据业务需要可另设交通卫生组、寄生虫病或传染病专业防治组”。此外,《铁路各级卫生防疫站组织办法》还明确规定了各级卫生防疫站的职责范围。自此,新中国铁路卫生防疫站走上了更加规范的发展道路,也标志着以铁路卫生防疫站为核心的人民铁路卫生防疫体制初步形成。

  3.铁路卫生防疫规制逐步健全

  新中国成立后,为更好地指导并规范铁路部门的传染病防控工作,铁道部先后制定、修订了关于铁路检疫、疫情报告和预防接种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在铁路检疫方面,1950年6月2日,铁道部制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铁路检疫实施办法》,规定:“铁路检疫分为车站检疫和列车检疫”;检疫的传染病有两类,第一类是鼠疫和霍乱,第二类是除第一类传染病外“认为有检疫必要之传染病,由铁道部长指定之”;“管理局长认为有检疫必要时,得实行铁路检疫,但须将检疫之目的、范围及开始日期呈准铁道部长行之”,并规定了车站、列车内发现传染病、疑似传染病患者或死亡病患时的九种处理方法。1954年11月10日,铁道部与卫生部联合颁布了《铁路交通检疫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了铁路交通检疫管理,统一了各项检疫工作具体操作程序。同年,铁道部还颁布了《铁路列车检疫实施细则》,对检疫主体的职责、作业程序以及传染病的鉴别、诊断及各种记录进行了细化。《铁路交通检疫实施办法》和《铁路列车检疫实施细则》的实施,使新中国人民铁路检疫工作走上了规范化道路。

  在疫情报告方面,1950年6月2日,铁道部制定了《铁路沿线传染病疫情报告办法》,规定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天花、白喉、猩红热、斑疹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赤痢、麻疹、大脑炎、回归热13种传染病属于应报告范畴,并对报告人、报告方式、报告时间都做了规定,明确了传染病报告的组织系统;要求:“当地卫生防疫机关接到疫情后,须于十二小时内报告局卫生处(科)及卫生防疫站”,“路局卫生处(科)及卫生防疫站须于十二小时内报告铁道部卫生局”。1955年10月10日,铁道部制定了《铁路职工、家属及旅客传染病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应报告的传染病分为甲、乙两类,甲类为鼠疫、霍乱、天花,乙类为流行性乙型脑炎、白喉、斑疹伤寒、回归热、痢疾(杆菌性痢疾与阿米巴痢疾)、伤寒及副伤寒、猩红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麻疹、脊髓前角灰白质炎、百日咳、炭疽病、波状热、森林脑炎、狂犬病,并要求:“铁路医疗预防机构于发现甲类传染病及疑似病人,或乙类传染病有流行情况时,必须立即以电话或电报报告铁路卫生防疫机构及地方卫生机关,并于十二小时内报出传染病发生报告书。铁路卫生防疫机构在接到上项报告时(电话、电报或书面)均应于六小时送出书面报告,呈卫生处(科)并转报铁道部卫生局”。铁路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保障了铁路部门及时掌握铁路疫情动态,有利于制定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在预防接种方面,1950年初,铁道部制定了《传染病预防接种暂行规则》《预防接种实施细则》,对天花、霍乱、鼠疫、伤寒及副伤寒、白喉、结核6种传染病实施疫苗预防接种,制作了预防注射证,并规定了各类传染病疫苗接种的时间、年龄、剂量及注意事项等。同年,铁道部还专门制定了《铁路职工家属种痘办法及种痘注意事项》,制作了疫苗接种报告表和种痘证。1953年,为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3年内消灭天花的号召,铁道部修订了种痘办法,将原种痘时间1岁内、5岁、10岁、20岁改为出生6个月内、6岁、12岁、18岁,并制发了新的种痘证。由此,人民铁路的预防接种工作开始实行有计划的管理。

  人民铁路卫生防疫体制的基本形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铁路卫生防疫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伴随着卫生防疫实践的发展,人民铁路卫生防疫体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二、人民铁路对重大突发疫情的应对

  1949年察北专区发生的鼠疫和1952年美国军队发动的细菌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面临的两次严峻考验,严重的疫情不仅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也影响到人民政权的稳固。为阻止疫情沿铁路线蔓延,人民铁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了高效的应急防治措施,取得了疫情防控的胜利。

  (一)察北专区鼠疫的防控

  1949年7月中旬,察北专区发生鼠疫,最初发生在草地前音口村,有3人患腺鼠疫死亡。因当地牧民缺乏卫生常识,并未注意,遂传至察北专区康保境内察汉崩崩村,10月初,腺鼠疫转为肺鼠疫,死亡人数更多,并向各地蔓延。10月22日,有病例传入张家口。张家口是华北交通要津,如果疫情仍得不到有效控制,将会沿京绥铁路迅速向华北各地传播,给人民生命安全和新生人民政权带来极大威胁。为消灭鼠疫,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以下简称政务院)召开了紧急防疫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控制疫情。铁道部也迅速展开行动,建立了应对机制。

  1.设立领导决策机构

  1949年10月26日,在政务院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的前一天,铁道部便派其卫生局防疫课课长韩跃武,偕同天津铁路管理局医务人员赴张家口布置鼠疫防治工作。11月5日,铁道部卫生局在张家口成立铁路防疫指挥部,负责现场的一线指挥。11日,铁道部成立防疫委员会,由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全国铁路总工会主席、铁道部卫生局局长等8人组成,防疫委员会下设办公室、防疫组、封锁组、宣传组和秘书组,负责领导组建铁路防疫机构,具体抓好察北及东北、华北的鼠疫防治工作。在铁道部防疫委员会的领导下,铁路部门的各项卫生防疫举措得到了进一步落实。

  2.组建专业防疫队伍,开展预防注射等防疫工作

  为充实京绥铁路沿线的防疫力量,11月1日,铁道部从铁路总医院、中国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唐山交通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和石家庄铁路医院抽调人员组成2列防疫巡回列车,开展旅客预防注射、列车消毒和旅客检疫工作。同时,还从东北铁路总局、天津、北京各局及铁路总医院抽调242名医务人员分赴疫区为当地居民、职工家属注射疫苗。整个防疫期间,铁路部门共注射生菌疫苗210182人次,死菌疫苗193754人次。

  3.实施严格的铁路检疫措施

  为防止疫情通过铁路传播,铁道部及时开展了车站检疫和列车检疫工作。1949年10—11月,铁道部在平地泉、大同、张家口、青龙桥、康庄、南口、下花园、丰台、长辛店、北京、前门、西直门、秦皇岛、唐山、廊坊、天津、沧县等站先后设置了检疫站或防疫站。其中,北京、西直门防疫站组成列车检疫组,负责北京至通县(今通州区)、怀柔、南口往返列车的随车检疫,张家口、南口防疫站负责北京至张家口、大同列车的随车检疫。整个检疫期间,铁路部门共检疫221885人次。11月16日,察北疫情得到控制,京绥铁路逐渐恢复通车,但铁道部并没有放松铁路检疫工作,“铁道部防疫委员会在每列车都应派检疫人员,随车往返,严格执行检疫工作。张家口与宣化孔家庄之间,来京之车商,必需凭防疫注射证购票。凡张家口运往归绥与到京之货物,特别是兽皮兽毛,需经检查;不经消毒之破烂物品,均不准运送。由他处运往张家口之货物,则不在此限。列车工作人员,与站台搬运人员,均必须注射鼠疫疫苗”。

  4.减少人员流动,开展消毒、灭鼠工作

  1949年10月27日,铁道部根据中央防疫委员会指令,停运了京绥铁路南口至张家口、张家口至大同段的客货列车。10月31日,铁道部又停运了大同至归绥段的客货列车。此外,为阻断鼠疫的传播媒介,京绥铁路沿线各站还大力开展消毒、灭鼠等工作,整个防疫期间共消毒列车968辆,捕鼠1535只,堵鼠洞31073个。

  经过上述工作,至12月7日,察北专区鼠疫防控工作胜利结束,铁路系统未发生病例,新中国铁路取得了重大疫情防控工作的首战胜利。

  (二)反细菌战

  1952年初,美国军队为挽回其在朝鲜战争中的败局,公然违反国际公法,违背人道主义原则,“在整个朝鲜北方和中国的部分地区实施了细菌战”,中国东北地区有6条铁路线、26个站受到危害,发现了包括甲虫、蜘蛛、苍蝇、蚊子等30余种带菌昆虫。为粉碎敌人发动的细菌战,阻止疫情在铁路线的传播,捍卫人民政权,铁道部采取了紧急应对措施。

  1.设立反细菌战领导机构

  1952年3月13日,铁道部成立了铁道部防疫委员会,主任为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下设疫情报告、组织、研究、材料、供应、宣传、运输封锁、财务和秘书等小组,在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下,负责指挥铁路系统防疫事宜。17日,铁道部、铁道部政治部、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发出《关于在全路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的联合指示》,要求“在全路开展群众性的防疫卫生工作,防止疫菌借铁路交通工具传播,以保障职工、旅客的安全,彻底粉碎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各铁路管理局、铁路管理分局也普遍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在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也组建了局防疫委员会,下设秘书、防治、组织、宣传和封锁隔离五个小组,其下属的各铁路管理分局及下属单位也相继组建了防疫委员会”。4月,铁道部又在山海关站设立总指挥部,下设运输、防疫与后勤三个小组,作为反细菌战的指挥机构。领导机构的组建有利于铁路部门各项防疫工作的开展,推动了各项工作进一步落实。

  2.组建反细菌战专业队伍

  根据铁道部的要求,基层各站段成立了防疫小组,各铁路医院成立了防疫队。设有专人负责管理疫情、检验、预防注射等工作。“铁道部东北特派员办事处卫生部,还派出以左文秀为队长的一行15人防疫队到安东地区,帮助搞好防疫工作”。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各站段和学校等基层单位也成立了防疫小组。同时,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成立了5个机动防疫队,分布于哈尔滨、沈阳、大连,共计100人;在各分局组织了15个机动防疫队,共200人,分布于海拉尔、哈尔滨、昂昂溪、牡丹江、沈阳和大连。1952年4月,铁道部从哈尔滨、天津等铁路管理局抽调卫生人员组成“山海关反细菌战防疫大队”。铁路部门专业队伍的组建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各地反细菌战的能力。

  3.开展铁路检疫、消毒杀虫及预防注射等防疫工作

  1952年,铁道部根据美国军队撒布细菌的区域危害程度,将东北地区列为疫区,华北地区列为疫情监视区,将安东(今辽宁丹东)、上河口、辑安(今吉林集安)三个边境站及山海关站列为重点检疫站,沈阳、锦州、秦皇岛、唐山、新河和丰台等站列为辅助检疫站。铁道部对上述各站及所涉及铁路沿线开展了严格的检疫、消毒杀虫和预防注射工作。

  在铁路检疫方面,1952年2月,铁道部制定了《客运防疫工作暂行办法》,规定:“列车内成立防疫组,由车长任组长,副组长由医师、公安担当,每组配护士、消毒员各2名”。防疫组的主要任务包括“预防注射、检查与发放注射证、查毒虫污染、发现后即杀灭、追查毒虫源、收集标本送交化验;传染病患者、可疑者的处理要严格隔离消毒、诊察、治疗、登记、转交前方站;督导列车卫生,做好卫生知识宣传”。车站卫生检疫站“负责检查凭注射证明购买与转乘,处理不注射手续,对传染病患者组织会诊、隔离,与地方联系”等工作。10月28日,铁道部防疫委员会在工作总结中写道:“经6个月努力,共进行603355辆客车检疫工作,检查35829714名旅客,其中发现病人5142例(多为一般热性病),分别采取了‘禁乘’、‘限地隔离’和‘转送传染病院’等措施,防止疫情扩散”。

  在消毒杀虫方面,1952年,铁道部在山海关、安东、辑安、锦州和丰台5个车站建立了热力消毒库,哈尔滨铁路管理局自建了一列消毒沐浴车,牡丹江铁路管理局则自建了一处消毒沐浴所。同年,铁道部还制定了《铁路杀虫消毒办法(草案)》和《货物检疫消毒暂行办法》,规定:客、货列车在原运地,一律要经过严格杀虫消毒;入境或进关之客、货列车,到达安东、上河口、辑安和山海关等站时,车厢内外必须由当地铁路防疫人员进行检疫消毒、杀虫,并发给证明始得继续前行;货主的货物须取得卫生机关证明或经车站站长的验收证明方可起运,车辆使用前要消毒杀虫,并在车牌上加“消毒、杀虫”戳记方可运行,押运员亦持注射证工作,在执行任务中随时检查货中有无毒虫,发现后立即报前方检疫站处理。

  在预防注射方面,根据铁道部的部署,各地铁路局均开展了大规模的疫苗注射工作,特别是东北地区更是如此。据不完全统计,通化铁路分局在职工、家属、旅客以及附近居民中注射鼠疫疫苗3.2万多人次;四联预防疫苗2.95万多人次;五联预防疫苗1.97万多人次;接种牛痘疫苗2.1万多人次。截至1952年10月28日,当年铁路系统共注射鼠疫活菌疫苗1127927人次、四联预防疫苗1215204人次。

  此外,各地铁路局还组织开展了卫生防疫知识宣传教育、铁路沿线环境卫生整治以及群众性的卫生运动等。至1952年底,“基本上控制了细菌战引起的烈性传染病的发生,各局传染病发病率都比上一年下降”。

  三、人民铁路卫生防疫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铁路卫生防疫事业的创建,为东北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传染病防控做出了重要贡献,积累了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推行了正确的卫生防疫方针

  无论是解放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均将预防作为防控铁路传染病的主要方针,并将其贯彻于人民铁路的日常卫生防疫工作中。在东北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铁路卫生防疫的经验,倡导建立铁路卫生防疫的预防观念。1949年9月,东北铁路卫生防疫会议召开,东北铁路总局要求各铁路管理局:“加强传染病的预防工作,争取早期发现、早期报告、早期隔离及早期治疗,实行合理的传染病管理制度,加强铁路防疫站工作及可能的科学设备”。1950年4月4日,铁道部召开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全国铁路卫生工作会议,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会上指出:“卫生工作要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我国人多,卫生人员少,如不以预防为主的方针作卫生工作,很难保证中国人民健康。尤其铁路卫生工作更重要。如广州发现传染病时,可由交通工具立刻传到北京来。所以,我们当在未病之前先去预防。地方上的流行病,铁路卫生人员应该了解,并加以预防,因为一旦发生了,便增加人民的痛苦,经济上也受到损失。所以,要动员各医院、诊疗所,都应该积极参加防疫工作”。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也在会上强调了预防工作的重要性。此后,“预防为主,治疗为辅”成为新中国人民铁路卫生防疫工作的指导方针。

  (二)采取了科学的应对举措

  在“预防为主,治疗为辅”方针的指导下,人民铁路注重传染病的日常预防,开展了大规模预防注射接种和卫生防疫知识的宣传教育。预防注射接种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东北解放区的铁路部门就明令所属各铁路局开展鼠疫、霍乱、斑疹伤寒和天花等疫苗的预防注射接种。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铁路大力推广预防注射接种。在种痘方面,为响应中央人民政府3年消灭天花的目标,铁道部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在全国铁路推行免费种痘,1950年实行接种证制度,当年种痘660829人,铁路职工接种率为63.67%,家属为29.2%;1951年种痘634265人,铁路职工接种率为70%,家属为50%;1952年对前两年未种痘的人进行补种,铁路职工累计接种率为100%,家属为80%。在预防霍乱注射疫苗方面,1950年,铁路职工及家属的注射率达到66.77%,1951年、1952年的注射率则分别提高到70%、90%。

  卫生防疫知识的宣传教育是提高人们对传染病科学认识、增强卫生防疫意识的主要方式。在东北解放区,铁路部门通过开办卫生讲习班,演出卫生短剧、秧歌,编印卫生传单,张贴漫画标语等方式进行卫生宣传教育。新中国成立后,铁道部在各地铁路局卫生防疫站设立了卫生宣教科室,并配置专职工作人员进行卫生防疫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当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普遍开展后,各地铁路局先后组织了丰富多样的卫生防疫宣传教育活动。例如,沈阳铁路管理局为搞好卫生宣传工作,增添了幻灯机、电影机、扩音机和照相机等宣传器材,采取了多种多样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主要有:“放幻灯、演电影、出黑板报、放广播、举办大型卫生展览会、展宣传画、发宣传品、印刷卫生挂历、卫生春联、卫生团扇、放卫生唱片”,“聘请中国铁路文工团配音,由中国唱片社制作‘旅客列车卫生’、‘车站卫生’唱片,发行全国铁路,在车站和旅客列车上播唱。还不定期地组织卫生游园和举办卫生文艺晚会”。此外,沈阳铁路管理局还印制了《沈铁卫生》《预防肠道传染病》《预防病毒性肝炎》等出版物。

  此外,人民铁路在应对重大突发疫情时则通过设立领导决策机构,组建防疫队伍,实施交通检疫、预防注射、消毒杀虫及封锁交通等应急措施,构建起科学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在应对1949年察北专区鼠疫及1952年美国军队发动的细菌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铁路卫生防疫事业的创建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1949年9月,在东北铁路总局召开的卫生防疫会议上,东北铁路总局卫生部部长刘夕青指出:“我们应很清醒的认识,只有依靠于员工大众,才能做好卫生工作。如果脱离了员工大众,什么事都办不了,什么工作也做不通”。为此,东北铁路总局大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力量,开展卫生清扫、捕鼠灭蚤等卫生防疫工作。在1949年的察北专区鼠疫防控中,人民铁路各单位防疫委员会动员群众“大力消毒、捕鼠、灭蚤,开展卫生清扫运动”。在反细菌战中,铁路部门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环境卫生及个人卫生运动,清除垃圾,灭鼠、灭蚊、灭蝇。如通化地区铁路职工家属在纪念1952年“三八”妇女节大会上提出“开展卫生扑鼠灭虫竞赛”,会后有120多名职工家属参加了灭鼠队。据不完全统计,通化铁路分局管界内共捕杀老鼠45130只,扑蝇368.9万只,处理大小水坑1000多个,清除粪便41.8万公斤,堵鼠洞2550个,拆洗衣服64800件。1953年,在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铁路部门新建改建厕所35669个,改建水源362处,清除垃圾10280万吨,捕鼠153554只,使人民铁路的卫生状况得到较大改观。

  综上所述,诞生于战火硝烟中的人民铁路卫生防疫事业,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传染病防控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维护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人民铁路在卫生防疫体制的创建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科学有效的日常预防和应急控制措施,为此后人民铁路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作者简介]黄华平,历史学博士,教授,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241002。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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