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风险社会研究一直是国内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随着风险社会理论在国内学术界的迅速传播与深入研讨，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呈现出的复杂化与多元化的格局，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国内社会学界对风险社会的关注也呈现出新的研究态势。2007年以来，国内社会学界已不再仅仅对国外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一般性介绍和引进，而是将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与中国本土社会实际问题的探讨相结合。在一个以“风险”为重要特征的时代，我国特有的社会风险图景及其发展趋向、应对策略日益成为国内社会学者研究的重点。2007至2010年期间，国内风险社会的研究主题主要涉及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深入评析、“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研究、风险社会与和谐社会构建探讨、风险社会的治理对策研究等领域，本文依次逐一简要综述。
一、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深入评析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著作《风险社会》中第一次提出“风险社会”概念，并在随后的《世界风险社会》、《反思现代化》等著作中提出和完善了风险社会理论。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学者也翻译和出版了一些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论著，为我国研究风险社会理论奠定了良好基础，带动了国内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领域专家学者的深入探讨，并取得了一批成果。2007至2010年，国内社会学仍有较多研究者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相关文献述评，与以往研究相比，这期间的理论研究不再局限于概念和理论内容的一般介绍，而是更注重述评结合，以评带述，更注重深入理解风险社会的理论内涵，评析内容也较以往有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如何准确理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所指“风险社会”的基本内涵?即为什么人类社会到现在才真正进入“风险社会”时代［1］?这一问题的剖析一直是学术界对风险社会理论解读的突破口，更是准确把握现代社会风险特征的重要前提。可以肯定的是，经过前期的理论研讨，国内社会学界对现代“风险”的认知基本达成共识，即现代“风险”已逐步突破经济学、保险学、统计学与精算学学科界限，再也无法运用模式化的框架将其简单计算和界定，社会学家以社会历史性视角将风险概念本身与社会形态结构相连的分析路径便尤为深刻和突出［2］。更多的研究者则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的风险特性开始由潜在的可能性转为显现的现实性，由局部区域性转为世界全球性，由可计算性转为不可计算性，由可预测性转为不可预测性，由可控制性转为不可控制性，由可治理性转为不可治理性［3－5］。还有学者将“风险”与“危机”作对比分析，得出“风险”到“危机”的转变实现了经济学概念到管理学概念的转变，“危机”是“风险”的实践性后果［6］。正因为现代风险所具备的这些特征，它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社会的运行逻辑、社会动力和基本结构，从而使人类社会真正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风险社会时代［1］。
2007至2010年期间，国内社会学对“风险社会”理论内涵的讨论不仅涉及风险社会中的科技维度，而且还论及风险社会的结构维度与政治维度。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风险和灾难所导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将通过现代信息手段迅速传播到全社会。社会的一体化以及全球化的不断加强，整个社会和世界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7］。可以说，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现代风险的许多新特点也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导致。有学者认为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也被科学化了［1，8］。“个体化社会”是风险社会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而这种过程本身又在不断地塑造着风险社会的基本形态。另外，现代风险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反身性”，这一点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上的反映就是“反思性”，风险社会就是一个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国内社会学者的研究还涉及风险社会理论的不足。有学者认为风险社会理论与其说是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学理论，倒不如说它从特定角度提出并深化了当代社会的现实危机，但由于该理论过分强调将风险视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既没有最终正确揭示风险根源，也未提出有效化解风险的对策。鉴于此，国内不少研究者通过对风险社会理论深入剖析揭示出该理论存在着的诸多不足:未能深入揭示当代社会风险的根源，在风险社会出路探索上的“乌托邦主义”，风险社会的文化批判在理论上具有片面性，仍未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取向，未能深刻批判现代性理论的核心缺陷［9］。可以说，风险社会理论仍需要在新形势下深化发展。
二、“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研究
风险社会理论提出20多年来，在社会理论界的影响及学术地位与日俱增。多数学者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很好地描述和分析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特征，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作为社会问题的当代话语形式的风险理论，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不仅为把握当代社会问题的形成机制和特征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而且必将重塑社会学中的社会问题传统［10］。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风险，不是一般讲社会问题，而是讲潜在的风险因素［11］。成伯清等学者还认为，当代社会问题的全球化和个体化趋势既对局限于民族国家框架内的社会学想象力提出了挑战，也迫使我们调整思路以理解个体与社会之间新的直接性;而知识政治重要性的突显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当代社会问题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2007至2010年期间，“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大主题:
(一)风险社会与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研究
当代中国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各种潜在的风险和灾难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安全，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凸显，社会对公共安全的需求快速增长［12］。国内社会学研究者在此期间的研究首先涉及当前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特性、表现形式及发展趋势［13－14］，不少学者认为，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安全事件呈现出范围广、非传统性、关联性和隐蔽性等特点，在我国转型期涉及的领域，不仅波及城乡，而且在众多领域均有所呈现。如中国城市公共安全问题［15－16］、农村公共安全问题［17］、食品公共安全问题［18］、公共卫生安全问题［19］等等。杨敏、郑杭生还特别指出，在所有的人类安全中，个体安全是更为基本的、本体性安全，是其他人类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基础和归宿［20］。个体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密切相连，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安全问题往往影射出社会安全的隐患和社会风险的威胁。我国目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是个体安全问题的直接成因，这些影响可分为现实的困境与未来的威胁。
基于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凸显，多数学者认为，建立有效的应急反应机制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保持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建立完善的公共安全预警与应急机制势在必行。多数研究者均不同程度地对风险社会视角下公共安全问题的预警机制、处理机制、反馈评估机制、指挥协调机制、国际合作机制等进行深入探讨［13］。
(二)风险社会与当代环境问题研究
随着环境污染和环境灾害事件的增多，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产生同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等社会变量密切相关，这使得社会学把环境问题，包括环境风险的研究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21］。在学科建设方面，有学者主张积极汲取和借鉴科学社会学、风险社会以及新社会运动理论等知识成果，吸收其合理的内容，以推动我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22］。环境社会学者应积极拓展传统社会学的视界，坚持社会学的未来关怀，努力洞察中国社会转型以及转型期社会成员行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建设［23］。
国内环境社会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对当代环境问题的特性进行系统探究。有研究者将环境问题依据历史时期的不同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问题，另一种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并将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特征概括为与科技发展密切联系、全球化、无责任主体性、与其他社会问题交叉重叠［24］。还有研究表明，全球环境危机将人类卷入全球性的风险之中，环境风险一旦转化为生态损害，就会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损害。在风险越来越大的当代社会，生态损害无疑成为加剧风险程度的不利因素［25］。
有学者注意到，当前中国民众对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有强烈的风险认知，尤其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有最强烈的风险认知。民众的风险认知主要受个人的认知能力、媒介接触、城乡分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26］。还有学者通过研究旨在检验东西方文化、社会和政治体制下人们社会价值观和环境变化风险认知的差异以及社会价值观和风险认知之间的关系。
(三)风险社会与科技伦理问题研究
科技伦理问题依然是国内社会学界2007至2010年期间探讨的重要主题。有学者认为，从人类安全观和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看，安全不仅因具有重大的道德意义和伦理价值而成为道德范畴和伦理原则，而且是我们思考现代科技伦理问题之源，也是评判科技活动善恶的价值标准之一，是现代科技活动所应秉持和遵循的首要伦理原则［27］。安全伦理价值的凸显是风险社会的必然结果，是科技活动对人类安全的消极影响和侵害的必然结果。在中国语境中强调安全作为科技伦理的首要原则，是具有非凡现实意义的［27－28］。
在剖析风险社会根源时，较多研究者认为，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29］。人类对技术无节制的运用导致风险的产生，人类对技术的不合理运用诱发风险的出现，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也会使其在应用中产生潜在风险。由于人类对技术理性的过分张扬导致风险社会的来临，风险社会的技术伦理出现严重困境［30］。
人类的科技文化为何遭遇如此困境?正如有学者所言，风险社会理论再次突出了人类自我反省控制这一当代文化批判的主题。文化作为人类的实践成果的总和，既包含着对人的肯定性关系，又包含着对人的否定性关系。文化的二重性体现在风险文化中就是制造风险和规避风险的文化二重性。当代全球性风险的凸显，恰恰是制造风险的文化日益突出的结果，也就是文化对人的否定作用日益突出的结果［8］。面对困境人类又该如何作为?较多学者建议，风险社会是人类由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变过程中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必须强化技术伦理意识，树立社会各个角色的责任伦理，进行技术伦理的不断创新，建立科学的技术伦理评价机制，使技术伦理成为有效应对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30］。
(四)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问题研究
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传媒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传播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使得风险传播具有更大的不可测性［31］。风险社会源自于科学发展的副作用，媒介的负功能又抬高了风险系数。科技发展悖论与媒介功能悖论互为表里，进一步强化了风险。风险社会的三个基本特征，不确定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飞去来器弧线对媒介责任和危机信息报道原则形成压力［32］。危机传播应注重信息的时效性、重视对信息的把关、保持传播渠道的畅通，这不仅是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应该尽力做到的，更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
有研究者基于我国现实调查发现，危机传播在一定时期内并未受到足够重视，表现为:危机传播中信息提供者之间存在矛盾;忽视对公众进行日常的风险教育;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存在消极作用［33］。虽然我国已于2006年颁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危机传播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规定，标志着我国在应对“风险社会”危机传播问题上的巨大进步。但是，《预案》的出台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危机信息传播体系，至少在技术层面和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种种困难和缺陷。如何解决好“风险社会”中的危机传播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4］。
三、风险社会与和谐社会构建探讨
刘岩认为，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悖论和风险社会的结构性困境［5］。和谐发展观内在地包含了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悖论和风险社会的结构困境的双重超越。在当代中国，伴随着风险问题的凸显，正确处理发展与风险的关系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35］。社会转型期存在的风险在现实中体现为诸多的不和谐因素，这就要求在发展与和谐的辩证关系中化解风险根源，从调整社会发展方式和提升社会秩序品质出发来超越发展的悖论，开创出一条摆脱风险社会困境的和谐发展道路。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不少研究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宋林飞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35］。在风险中追求和谐，既要树立忧患意识，健全反思机制，又要重建诚信基础，重视专家系统建设［36］。在风险社会下，现有的任何单个治理机制都无法完成解决和减少风险的任务，因此需要建立起新的治理机制。复合治理具有五个基本特征:复合治理由多个治理主体组成，复合治理是多维度的，复合治理也是一种合作互补关系，个人是复合治理的基本单位，复合治理的目标是就地及时解决问题［3］。杨雪冬还认为，就风险治理来说，中国的复合治理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快现代治理机制的构建上，通过制度调整协调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提高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能力，发挥各个社会行为体的能力，共同有效地应对全球性风险和制度转轨风险。一要增强国家的公共责任与民主治理能力;二要积极培育、完善和壮大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要提高个人、组织的公共责任感、风险意识以及风险的识别能力;四要重视社会信任的培养和拓展［37］。
有学者针对我国社会风险现实指出，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风险的根源和特点互为表里，主要表现为历时态风险的共时性存在、结构性风险的过程化表现、复合型风险的并发性出现、累积性风险的突发性爆发。在探明我国社会风险成因与特点的基础上，应立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树立现代社会风险意识，强化责任政府职能，重视社会政策建设［38］。贺东航认为，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应以县域为基本单元，针对县域社会存在的农村、农民问题，通过制度改进以及建立应急机制来化解风险，构建和谐社会［39］。张首先等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执政党的价值追求，也是执政党权威生成的现实土壤。风险能强化执政党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风险能提升执政党的创新品质和选择能力;风险能锤炼执政党的执政作风和升华执政党的执政理念［40］。周树华、黄石还论述了风险社会、人口安全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风险社会的来临和人口风险的增加引发了人们对人口安全问题的关注［41］。人口安全问题在风险社会的视域中具备了全新的理论内涵，作为其有机构成，它包括了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与人口健康、人口分布与人口迁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在风险社会中规避人口风险、维护人口安全，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总的来说，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提高防范风险的自觉性;以科学的视角反思风险社会;构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四维一体的和谐体系;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42］。
四、风险社会的治理对策研究
围绕如何应对风险社会这一问题，2007至2010年国内学术界继续进行深入探讨。从研究成果来看，涉及风险社会中政府风险管理、风险社会治理战略、风险社会中的应急管理等主要方面。毫无疑问，在现代风险社会，政府是风险管理的重要主体。已有研究表明，与传统社会环境相比较，风险社会环境具有更加复杂和不稳定的特征，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风险管理陷入治理失灵的困境。因此，强调政府风险管理显得尤为重要。风险社会中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把公共安全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向公民提供，政府可以是供给的主体或最终的责任主体，也可以把不同的环节分配给非政府的私人或组织去生产，形成由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相互合作生产和供给公共安全物品的公共安全复合治理结构［12］。朱正威、肖群鹰等研究者还按照社会需求与实践反馈的研究脉络，讨论了中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结构与程度问题，提出了一个基于多主体和谐关系的政府风险危机管理能力建构模式［43］。风险社会和社会转型时代公共危机的频发呼唤公共危机治理的常态化，有效的公共危机治理不但是风险时代的客观需求，更是建立和谐社会的精髓所在。张康之针对现代风险的特性指出，在人类所面对的风险中，绝大多数风险是由处于中心地带的人们生产出来的［44］。由于工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中心—边缘结构，处于中心地带的人们在生产风险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风险分配的权力，他们总是能够成功地把自己所遇到的风险分配出去，让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人们去承担更多的风险。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打破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唯有如此，才能建立起一个合作应对风险的社会。如何应对新变化，构建新的风险管理长效机制，何华玲认为，必须建立一种兼具前瞻性和动态适应性的公共治理机制，而这只能通过突破官僚制政府体系为主导的一元化公共治理模式，建立起包括政府、社会、企业乃至公民个人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公共治理的长效机制来实现［45］。张成福等主张，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从战略视角出发，考虑和设计风险治理的原则、措施和方法。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应采取政治、市场、社会、文化、组织化、机制、法律、信息、科技、国际合作十大战略［46］。朱华桂等提出应注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的完整性、全面性，构建群测群防的全民安全网，同时还应着重注意风险管理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47］。
薛澜等针对风险社会中的应急管理指出，为了从最基础的层面实现应急管理工作关口前移，就需要从事件管理往前进一步延伸到对风险的管理［48］。由于危机同时兼顾了风险与事件的特性，因此危机管理应当被贯穿到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并重的整个过程中去。成功的应急管理不能仅限于动员整个社会资源有效地应对事件和风险，而是要站在治理的战略高度，整合多方力量，从公共治理结构等更基础的层面改善和确保整个社会在常规和非常规状态下的稳定运行。未来国家的应急管理工作应当在完善全过程应急管理的基础上，充分提升风险管理工作的战略高度，促使其朝着风险、应急与危机管理并重的整合式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进行转变。童星还以社会学的风险预警研究和行政学的危机管理研究的现状为分析对象，具体探讨了二者渗透与整合的可能性与现实途径，包括实现概念的整合、理论的整合、方法的整合、议题的整合以及研究力量的整合，企望走出一条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研究的新路［49］。阎耀军等则强调，风险社会危机显得更加频繁、更加肆虐、更加迅急，致使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传统的反馈控制管理方式总是慢半拍。而就在这慢半拍所形成的时间滞差中，风险则变得更加难以控制［50］。反思以反馈控制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对现代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以前馈控制为内容的改革和创新，就成为必然选择。进入风险社会以后，应急管理将更多地考虑以一种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去推进组织理论的发展，从而完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的理论体系［51］。中国进入公共危机高发期，常态管理已成为危机管理理论的主导思想，用理论指导实践，公共危机常态管理应该成为中国当前和今后公共安全建设的指导思想［52］。
综上所述，2007至2010年期间，国内社会学对风险社会的研究既有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深入探讨，又有基于中国国情的社会问题剖析，并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及风险社会治理的一系列对策建议，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管理理论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应清醒地认识到，国内社会学界对风险社会的研究还需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还需进一步凝练研究主题，还需进一步挖掘研究深度，唯有如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社会理论及风险管理体系才能成为现实。
作者简介：童星，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社会学研究；曹海林，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从事公共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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