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恩来与陈云行政风格的共同特色

　　(一)勤政敬业，任劳任怨

　　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和国家的事业顾全大局，任劳任怨，是周恩来与陈云行政风格的共同特色。周恩来提倡领导干部要“五勤”、“四多”（“五勤”即眼勤、耳勤、嘴勤、手勤、腿勤；“四多”即遇事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多提看法、多实践。见吕聪敏的《练好基本功受益一辈子》，《秘书工作》2008年第11期。），不能像旧官僚那样做“循吏”，墨守成规，碌碌无为；要积极做到事得其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努力提高行政效率。他每天都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经常工作到深夜或凌晨。晚年在重病中仍坚持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587天里，他忍着巨大的病痛，共约人谈话220人次，会见外宾65次，开会32次，最长一次会开了3小时45分钟。［15］(p215)陈云身体一直不好，但在艰苦的环境中他经常带病坚持工作。如一年初冬，病中的陈云仍坚持围着被子批阅文件，周恩来破例要给他提供暖气，被他谢绝了，他认为已经定下来的取暖时间不能因他破例。［16］

　　周恩来和陈云任劳任怨的行政风格还表现在他们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凡是工作遇到困难或挫折，总是先找自己的原因，勇于承担责任，即使被人误解，也不灰心丧气，从不耽误工作。1956年毛泽东对反冒进提出尖锐批评时，周恩来和陈云从大局出发，完全承担了责任。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对前几年经济工作的挫折主动承担了责任。“文化大革命”时期，陈云基本上是靠边站了，周恩来也时常受到“四人帮”的攻击，但他们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坚持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

　　(二)认真细致，举轻若重

　　周恩来和陈云行政风格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举轻若重，对任何事情都考虑得很细致、很全面、很周到，办事认真仔细，处理政务三思而后行。周恩来举轻若重的行政特色，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一贯尽职尽责、严谨精细、考虑问题周密全面、不避繁琐。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容不得半点马虎和懈怠。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节粮度荒的关键时期，周恩来总是在忙了一整天工作后，深更半夜还亲自打算盘，一遍又一遍地计算哪个省有多少粮食，哪个省调出或调入多少。身边的同志提醒他像这样具体的技术工作可以让别的同志帮做一下，他严肃地回答道：“这可不是小事，它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大问题。”“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作为一国总理，那怎么行呢？”［17］

　　陈云处理政务也很细致入微，他在遇到问题时爱追根求源，考虑问题非常周全，深思熟虑，不仅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而且注意问题的各个侧面。据秦仲达回忆：为了解决化工设备制造所需的材料问题，陈云与大家一起仔细研究，反复核算，建议中央每年拿出一定外汇，用于进口制造合成氨成套设备的重要材料。他提出的建议内容明确全面，连由哪个部门及人员负责都做出了具体安排。不仅考虑了设备制造问题，还提出要抓主机成套、机组成套、车间成套、工厂成套，二类、三类物资和商业物资配套问题。他要求各部委、中央和地方各部门一定要密切配合，共同努力，为化肥工业的快速发展铺平道路。［18］

　　（三）注重调查，深入一线

　　搞好调查研究，弄清情况是领导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周恩来和陈云都很注重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周恩来经常要求各级干部多下基层，多接近群众，多了解实际情况。他建议：“我们的人大代表，还有政协委员，每年应有两次到人民中去直接视察工作。他们可以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广大人民，接触实际，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得恰当，做错了没有，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偏差。”［1］(p207)陈云常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3］(p189)他认为只有从现状表面入手，深入进去弄清真实情况，才能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调查研究贵在深入、翔实和缜密；要以大量的事实为基础，形成对情况的整体把握。

　　周恩来和陈云身体力行，带头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做实地调查工作。他们分头到河北、天津、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对农业、水利、工业、科技、文化、教育等各行业的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如1958年周恩来就三峡大坝修建问题，亲自率领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和专家以及湖北、四川两省负责人到三峡一带实地调查，一路上不断征询专家意见，最后衡量两种不同意见的利弊，做出了暂不上马的正确决策。陈云曾四次下江苏省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农村做调查。他亲自到农民家中了解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吃饭等情况，还找了与青浦县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萧山、无锡两县的同志，比较研究了农作物种植安排上的若干问题，了解到当时农村的真相，对中央制定正确决策有重要影响。

　　（四）统筹兼顾，深谋求稳

　　周恩来和陈云行政风格的另一个共同特色是考虑问题很全面，主张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坚持对国家各项建设有一个长远的通盘考虑，强调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周恩来指出：“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他认为：“要使各个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发展，才能保证我们计划建设的胜利。”［1］(pp7，111)陈云专门解释说：“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3］(p211)

　　稳步发展、反对冒进是周恩来和陈云在领导政府工作中达成的共识。他们都强调要扎扎实实地稳步前进，反对不顾国情地急躁冒进。周恩来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域广阔、情况复杂的大国，工作不能操之过急，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错误，造成重大损失。各级干部要保持清醒，不要头脑发热。陈云一再强调：“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3］(p206)1956年底至1957年初，陈云代理总理期间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第41次全体会议，还两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削减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问题。他明确指出：财政预算和现金收支必须平衡，不能有赤字。工业和农业必须兼顾，工业、交通等基本建设应该有适当的比例。“我们的建设规模应该有所根据，不能想多少就多少”。［11］

　　（五）坚持原则，严格管理

　　周恩来和陈云一贯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坚持原则，带头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对各级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敢于和善于做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周恩来看来，严格的纪律并不只是约束被领导者的，首先是约束领导者的。上下级之间、党内与党外之间应该互相监督，共产党员更应该带头遵守各项纪律和各种规章制度。他严肃地指出：“如果说‘严于责己，宽于责人’，对共产党员就应该要求严些。党外的同志们也应该责备我们严一点。”［1］(p394)对国家机关中某些违法乱纪、贪污腐化、营私舞弊、侵害国家和人民利益者，必须依照党规国法严肃处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敏锐地意识到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他做中纪委书记期间认真抓了党风建设问题，严办了不少大案要案。

　　为严格管理，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周恩来和陈云都很善于使用这种工作方法。熊向晖曾几次受到周恩来的批评，他认为受益终身。［19］周恩来和陈云不但善于开展批评，还勇于做自我批评，他们从不隐讳自己工作上的过失，这不但没有影响他们的威信，反而映衬出其人格的伟大。如陈云在1979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坦诚，自己也有很多反面教训，“156项”中的三门峡水利工程“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3］（p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