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极不平静的岁月。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与干预下，连续三次“左”倾错误使党内出现严重意见分歧与派别纠纷，并一度陷入混乱。在30年代初作为中央实际工作主要领导者的周恩来屡次遭受不白之冤和莫须有的“罪名”，经历了一段复杂艰难的岁月，其痛苦压抑的心情是常人难以体会的，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或明哲保身，而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为党的工作和革命事业的发展竭尽心力。

　  一

　　1929年12月，由于中共中央包括周恩来在内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如何理解和贯彻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决议的若干问题上发生分歧，共产国际远东局无端指责中共中央离开布尔什维克路线，在对待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等问题上“右倾动摇”。15日，周恩来在为中央政治局起草的致共产国际主席团信中明确表示不同意远东局的指责。为早日结束同远东局的争论，避免影响工作和革命局势，中央决定委派周恩来去莫斯科报告工作。1930年5月，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受到欢迎，其间斯大林还专门接见了他。7月5日，周恩来应邀出席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16日出席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会议，并先后在两个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

　　周恩来赴俄后，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左”倾思想开始抬头。他们认为革命形势已经在全国成熟。于是在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估计，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并认为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这个决议遭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反对，认为武汉、南京尚不具备武装暴动的条件，时机还不成熟。6月25日，中央致书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强调中国面临直接革命形势，告以在“6月11日决议”问题上同远东局发生争执，要周恩来务必向共产国际力争。周恩来此前虽然与中央一道，同共产国际远东局有过分歧，然而自1929年冬以来在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和暴动的策略上，是与李立三等持不同意见的。他对于“6月11日决议”的看法和态度同远东局及共产国际的意见是一致的。共产国际接到“6月11日决议”后，于7月23日即作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7月30日复电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国党的目下路线是盲动精神”，要求停止执行“6月11日决议”。中共中央接到复电后即于8月初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李立三既对共产国际的决定愤愤不满，又误认为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发展的总趋势是因为周恩来没有报告清楚所致。

　　为阻止李立三的武汉、南京暴动计划，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周恩来和六大后一直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相继回国，贯彻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经过积极筹备，1930年9月24日至28日，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瞿秋白作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左”倾冒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立三路线。据列席会议的聂荣臻后来回忆，周恩来是三中全会实际的主持人，但他总把瞿秋白推到前面作报告，作总结。因此，瞿秋白会后成为中央实际的主要领导人。在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下，党的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正常。周恩来在关于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纠正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问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他谦让而不居功的做法更是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