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红山口国防大学宿舍住着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将军。他就是曾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周家鼎同志。笔者由于退休前曾在周恩来纪念馆工作十余年的关系，曾多次与周将军交往。尤其是十多年前，老将军身板硬朗，我在有关周恩来的纪念活动中，多次与周家鼎将军一道参加。有幸听到将军讲述他个人的传奇经历，以及他在伟人周恩来身边的许多感人故事。

　　解放战争期间，周将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工作，后来奉命进藏。l952年部队第一次大整编后到西藏军区工作。由于将军出色的才干，1954年即调往西南军区，任军区司令员贺龙元帅秘书。西南大军区不久撤销，贺帅调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后，他也随贺帅到了北京。l956年1月他奉中组部调令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任周恩来秘书，具体负责他擅长的军事工作。

　　本来总理办公室的秘书分综合组、财经组、外事组、秘书组、行政组、政治组、机要组、工业组、农业组等等。后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一些单位和个人秘书用得太多，是“让秘书牵着鼻子走”。周恩来便心领神会，带头逐步精简。到l964年只剩下6个人了，就不再分什么组了，改称总理值班室。这时周家鼎仍留在总理身边，直到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时才离开。

　　周家鼎离开西花厅完全是被迫的，也可以说是周恩来为了保护他。因此，当他离开西花厅时改了名字。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文革”初期，周恩来身边秘书只剩下四、五个人，工作特别繁忙。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们为了整倒他们夺权的最大障碍周恩来，动了许多脑筋，想了各种点子。但周恩来一向律己甚严，工作任劳任怨，又一贯谦虚谨慎，没有把柄可抓。所以，尽管江青一伙绞尽脑汁，也奈何周恩来不得。于是，他们便采取抽丝剥茧的办法，从周恩来身边开刀：周恩来干女儿孙维世被诬为现行反革命遭迫害致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因“得罪”江青被迫自杀；胞弟周恩寿被诬为“刘少奇黑线”上的人物被逮捕；曾任过周恩来卫士长的成元功被江青无理取闹地骂成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狗”而被迫去了江西“五七”干校。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等等被迫害致死。这些血泪斑斑的事实一再折磨着心力交瘁的周恩来。同时这些血的教训也使周恩来增加了许多保护我们党的这些精英的斗争策略。周家鼎可以算是他保护成功的一例。

　　1968年的所谓“夺权”风暴之后，各地相继成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而各个省、市或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之前，由中央碰头会主持，让该地区已经“站出来”的原领导干部、军管会或所在地驻军代表和该地区的造反派组织代表一起参加座谈，经过会上学习有关文件，讨论当地“文革”形势：是否具备成立革委会的条件；议定革委会成员人选；各方面代表的比例，直到具体名单等等。再经由中央文革办事组整理出一份情况简报，送给中央常委传阅。最后待毛泽东圈阅后，就以中央正式文件下发。这时，全国各大报发表消息和祝贺的社论，让世人知道某个省、市、区革委会的成立。

　　四川省成立革委会的情况简报已经过毛泽东、林彪的签阅被直接送到周恩来手里，未经过秘书们收发登记。

　　周恩来看过以后和另一份文件用曲别针别在一起。他事情太多，放在文件夹中就又忙得不可开交了。直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催办这件事，秘书们才知道有过这么一份文件。就马上在总理的文件堆里查找，终于在一份文件后面找到了。周家鼎就立即将简报退回到“中办”。

　　“中办”秘书局值班员收到文件后问周家鼎：“这份情况简报毛主席已经圈阅，中央文件已经印好了，因为压了一段时间，还要不要继续传阅一下呢?”周家鼎想了一下说：“这份文件是江青批m来的，要不要再传阅，还应该请示中央文革办事组。”

　　“中办”秘书局请示后，中央文革办事组要求继续传阅这份简报。然而，针对这一请示，江青却做起了文章，故意刁难，她在再传阅件上批道：“如果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认为可以不传了，那么可以不传。不过政治责任应由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负责。”林彪看了江青的这段文字，也跟着批下很长的一段话，主要意思是要尊重中央文革，尊重江青同志，一定要按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等等。其实，周家鼎根本就没说这份文件不用再传阅。可是，在那是非颠倒、人妖莫辨的特殊年代里，周家鼎是无法争辩的。为此，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以江青一伙为代表的“文革”新贵们向周恩来发难，周恩来只好被迫检讨。据周恩来身边一位工作人员对笔者说，江青在中央会议上趾高气扬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啊，你身边的那些大秘书，像周家鼎他们，哪把我江青放在眼里。”

　　周恩来深知江青是个迫害狂。于是回西花厅后，周恩来就心情沉重地对周家鼎说：“家鼎啊!你顶不住，我写几句话，由我来负责。”并从保护的角度出发，让周家鼎去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去“支工”。此外，周恩来决定，除身边留一名秘书外，将其他秘书也都下放“支工”、“支农”。周总理值班室也撤销了。

　　周家鼎等人离开西花厅时，周恩来又向他们讲了三条：一、要到最基层去锻炼；二、到单位不要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三、把名字改了。周将军回忆说，当时我不理解，联系搞“四清”运动时，下去改名字的人“文革”中轻则批评，重则批判，所以我心里矛盾。我们长期在总理身边工作，他允许我们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于是我就直率地提出：“我们要不要改名字?”周恩来没有进一步回答。当时也在场的邓颖超同志插话说：“总理让你改就改么。”随即指着周家鼎又说，“你就改名叫‘贾汀’(‘家鼎’的谐音)好了。”

　　老将军含着热泪继续说，后来才知道，总理是出于我已得罪过江青这一点考虑的。我去“支工”后一旦被江青发现，她就会让造反派去整我。类似的人被整死的多得是。这是周总理以他博大的胸怀和缜密的考虑在关爱着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啊!

　　不过，那次改名还有个小插曲，那就是粉碎“四人帮”后，有人借此说，周家鼎是反周恩来的，你看，他当过周恩来的秘书，却不愿意姓周，到“二七”机车车辆厂去“支工”还把自己改为姓“贾”，为此完全停止了周家鼎的工作。还是邓颖超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后，才生气地告诉有关方面，“家鼎不反周恩来，是恩来信任的人，名字是恩来让他改的。”因为邓颖超同志的证明，才又重新分配周家鼎的工作。他后来到国防大学先后任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等职，并在国防大学离休。现在享受正兵团级待遇在京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