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宗教与科学

　　胡适从小受范缜《神灭论》的影响，是个无神论者。留学美国期间，他一度几乎成了基督徒，但很快就觉悟到教会用“感情的手段来捉人，……深恨其玩这种把戏”。从此胡适与宗教无缘。他花了大力气研究禅宗，但他的兴趣主要是在禅宗史，而非禅宗的教义。1937年，他在哈佛大学300周年校庆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中国的印度化》（“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 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Borrowing”），主旨在讲文化转借，说明佛教对中国文化深刻的影响，而非佛教本身。他相信“天国不在天上也不在人心理，是在人间世”。他不信佛教的轮回，也不信基督教的永生，他提倡社会的不朽，善固不朽，恶亦不朽。小我透过大我——社会，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帝王将相，都同样不朽。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个念头，一场功劳，一桩罪过，也都永远不朽”。这样的“社会的不朽”就是胡适的宗教。表面上看来，小我不朽的意义唯有透过大我才能彰显，然而这并不是说小我是无意义的；相反，整个大我的功过成败，都是由无数小我造成，所以每个小我切不可小看自己，甘心做个自了汉。在胡适的宗教里，既没有教堂，也没有庙宇，不须剃度，也不须受洗。所有的只是一个“不朽”的信念，这个信念减轻了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今生”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为虚无缥缈的“来生”服务的。胡适之所以是个无神论者，是因为有神论者始终提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神的存在。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必须由科学来验证的问题。

　　在胡适的思想体系中，哲学和宗教都需受到科学的制约。1929年6月3日，他在大同大学讲“哲学的将来”，认为“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这样界定哲学，简直让哲学成了科学的附庸了。

　　林语堂出身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父亲是个牧师。但他对基督教却有过一段反叛的时期，觉得有些基本教义是荒诞而可笑的。在他的《八十自叙》中，他说：“我小小年纪便怀疑上帝是否无所不在，是否在我头上几寸的地方。怀疑我们为什么每餐要感谢上帝。”1939年，林语堂在他成名之后，大胆地宣称：“今天宗教让我特别不能接受的是对有罪的强调。我并没有有罪的感觉，也不觉得须遭天谴。”这是对基督教“原罪论”的公开挑战。一个人一旦觉得“无罪”，基督教的其他教义就无立足之地了。

　　然而，这样的叛逆心理并没有让林语堂成为无神论者，他始终对大自然存有敬畏。他始终相信有一个“造物者”的存在。他说，仰望穹苍，观落日与星空之美，这已足够说明神的存在。是否有神，在林语堂看来，不是一个“拿证据来”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科学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对大自然的一种感受、一种认知，这种感受和认知是完全属于个人的。他为科学、宗教、文学、艺术与哲学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科学是对生命的好奇，宗教是对生命的崇敬，文学是对生命的惊叹，艺术是对生命的品味，而哲学则是在我们对宇宙有限了解的基础上对生命的态度。

　　至于对信仰，林语堂把它界定在美感的经验之中，是一个人感知上最后的归宿。这种经验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诗意的。这样的界定信仰，真可以说通情达理，免去了许多无谓的意气之争。

　　林语堂虽未加入1923年“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但从他对宗教和哲学的态度，可以看出他是更同情张君劢的。胡适在1923年5月11日，写了一篇短文《孙行者与张君劢》，讥讽张君劢人生观不受科学制约的论点，指出张君劢自相矛盾处很多，跳不出逻辑的定律，就如同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这是胡适文字中少有的语带讥讽而又不甚庄重的文章。林语堂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对胡适过分崇信科学的态度不甚以为然，但对行文的风格和语气则表示激赏，认为已有了幽默的雏形：

　　我看见你的《张君劢与孙行者》的一段文字，着实有趣。自从白话输入以来，我已渐渐儿看见“谐摹”（拟译humor）的著作了。上几期一篇在《努力》论坏诗，假诗里头，真有谐摹（或作诙摹）。但是胡先生你未免太信如来佛了（即赛先生）。此外你还信个文殊菩萨（即逻辑君）及一个普贤菩萨（即白话）。这位普贤菩萨作孽最深，善男信女恭奉的也最多。

　　从这段话很可以看出胡林两人在思想上和风格上的异同。林语堂借用胡适讥讽张君劢的笔调来说明他不同意胡适“科学万能”的看法，指出了胡适的几个盲点，即过分崇信科学、逻辑与白话。这是很深刻、也很切中胡适痛处的。

　　林语堂的文字风格虽与胡适不同，但在一些大问题上，他们的取向是很接近的。1926年，胡适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这是他往后谈西化或现代化议题的总纲领。在文中，他首先打破了用“精神”和“物质”的二分法来谈文化或文明的传统作法。他要扭转中国人牢不可破的一个观念，即中国的物质文明或许不如西方，但中国的精神文明则凌驾在西方之上。在他看来，一个为了温饱而挣扎于贫病边缘的民族是创造不出高等的精神文明的。此文收入《胡适文存》第三集，在文后附录了林语堂1928年一篇题为《机器与精神》的讲稿，对胡适的论点有更进一步的阐发。林语堂反复说明：“有机器文明未必即无精神文明”，换言之，“没有机器文明不是便有精神文明”，最后，将全文归结为“机器文明非手艺文明人所配诋毁，也无所用其诋毁”。显然，胡适在这个重大的议题上，是引林语堂为同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