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是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始人之一,他的史学伟业及其不平凡人生,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敬仰。
血与火中的创业
吕振羽1900年出生于湖南邵阳,魏源、蔡锷等重要历史人物都从这里走出。他曾经是李达的学生,并由此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道路。
在上世纪30年代,吕振羽写过《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三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在当时相关的考古成果还不是太丰富的情况下,吕振羽根据已有的仰韶遗存和古代神话传说以及相关的民俗学故事和传说,对中国史前社会做了大致的探索,认为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开始了中国女性中心的氏族社会,“启”则转向男性本位的时代,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前社会的首次重要探索。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学术观点,即殷商时代的青铜文化缔造了中国的古代文明社会,而此后的西周则开始了中国的初期封建制。依据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学说及其中国历史分期观点,他还撰写了《中国政治思想史》,成为中国近代以来首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30年代的这三本著作与当时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密切相关,吕振羽以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学说,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和思想路线作了重要的理论阐述。
抗日战争期间,吕振羽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这是一本重要的史学理论著作,尖锐批判了日本秋泽修二的所谓“中国社会停滞说”,指出这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制造舆论的法西斯宣传,由此在延安、重庆引起的对秋泽修二侵略史观批判的高潮,对砥砺士气、争取抗战胜利是有影响的。与此同时,吕振羽开始撰写《简明中国通史》,上、下册分别完成于1941年和1948年。当时的中国通史编撰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延安和重庆学术界在研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时,都有一种“建设科学的中国史学体系”的渴望,期待能用新史观编撰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并希望这样的著作能成为民族文化的砥柱以激发民众抗战热忱,对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有重要实践意义。这部通史一问世,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探垦
新中国成立后,吕振羽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史学研究论文集》。意识到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体系建立的必要性,吕振羽很注意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强调历史研究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发;呼吁历史学家要以辩证眼光看问题,把研究工作放到科学的轨道上,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他认为,新中国史学家的学术研究应该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深入实践,深入生活。
从1949年到1960年代,吕振羽治史的主要精力,放在对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几本著作的修订上,同时出版了新著《史论集》。在这十多年的研究岁月里,无论是修订旧著还是思考新问题,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就是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问题。
吕振羽是少数民族历史学家,在解放前夕,他就关心民族问题的研究,1947年撰写并出版了《中国民族简史》,开辟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新方向。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更关注国内诸民族关系问题的探讨。在《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论我国民族关系的研究和探讨》、《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等论文中,他着重阐述了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特点以及对于现实生活中民族问题处理的借鉴意义。他认为,自古以来的中国各民族,一直是杂居的,经济上相互支援、密切融洽,秦汉以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这一重大特点是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形成的。
1958年,他正式调到中央党校工作,并开始了三年的授课,留下《中国历史讲稿》,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在这系列演讲中,他提出了更多有关中国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的重要话题。《地下出土的远古遗存和我国原始公社时代的历史过程》、《我国若干少数民族的原始公社制或其遗存》、《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问题》等重要文章都是这时对党校学员的专题演讲。《中国历史讲稿》是一份珍贵的史学遗产,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无私无畏 高风亮节
吕振羽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把一切献给党、献给祖国和人民。他的襟怀中,从来没有“个人”两字。
“皖南事变”发生后,吕振羽奉命到苏南抗日根据地。离渝前曾向自己的亲密朋友侯外庐告别,神情十分庄严。侯外庐回忆说:“他把那次辞行当做最后作别,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他的作别,令我联想起古之壮士……这是深信必胜者宁以血荐而不肯坐待的气概。”
“文革”中,吕振羽曾蒙不白之冤而入狱多年,身致重残。1980年7月,吕振羽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
1980年8月9日,吕振羽追悼会开后的当天下午,他的夫人江明对子女亲朋宣布了吕振羽生前叮嘱:“书和住房都是国家的,两人中谁后离世,就把住宅和书还给国家。”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决定。在这批捐赠的25000册藏书中,线装书17000多册,内有元明清诸代刻本、钞本、稿本以及金石拓片,其中明版书就有1000多册,康熙乾隆时期刻本也有1000多册,颇有价值连城的珍稀文本。新中国成立初期,吕振羽夫妇节衣缩食,到琉璃厂、隆福寺、鼓楼附近,将流散地摊上的书籍珍品一点一点收购珍藏。此后,即使在“文革”中最艰难的时刻,也没有向书商出售过任何精品藏书。他们夫妇捐赠的住房,位于西单附近,四合院,19间屋,也是两人百般节俭购下的。吕振羽还曾将自己的多笔稿费捐赠给国家,用于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他们没有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什么,只是希望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健康成长。
吕振羽留给后人的,既有卓越的史学研究成果,还有他伟大的思想和情操。这种伟大的精神和品格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