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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李仁向总干事姆博递交全权证书。
从1978年2月到1981年7月，我作为中国政府派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表（大使衔），工作了将近3年半。
探 索
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是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联合国众多的其他专门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相比起来，“教科文”所涉及的专业范围很广泛：在“教育”、“科学”、“文化”这三顶帽子下，实际上涵盖了5个领域，因为“科学”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分，“文化”则除指传统概念上的文化(Culture)外，还增加了也是C打头的Communication（当时我们翻译为“交流”，实际更接近于“传播”）作为一项单独的工作领域。这些因素，再加上“教科文”从创立时起就把促进和平、人权和基本自由等也列入该组织的宗旨，从而使之带上了较多政治的乃至意识形态的色彩。
在出国赴任前的准备工作中，在主管有关“教科文”工作的教育部领导和主持下，我遍访了外交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对外文委等主管各有关业务的部门，商讨今后工作方针和具体安排。当时，粉碎“四人帮”才一年多，中央已提出加快四化建设的任务，但还没有提出改革开放。人们在提到引进先进技术时往往要声明自力更生为主；外交部国际司的同志在谈到可以通过教科文的“参与计划”给某些项目搞一点小额资助时，还要声明这是我方作为会员组织的权利而不是乞求外援；在1977年底传达的计划会议精神中，还有“不要把大家注意力引到引进外国技术上来，还是自力更生为主”这样的话。尽管如此，毕竟有了加快四化这个大前提，经过反复磋商，由教育部和外交部联名报经国务院批准，明确了我方在“教科文”工作既要为我总体外交政策服务，又要为我四化建设服务的方针。
为四化建设服务，当时考虑从自然科学方面着手。理由很明显，因为这是在当时我国最感需要而又是争议最少的一个国际合作的领域。“教科文”秘书处内专设有自然科学部，它的主要功能是推动和协调各国政府之间以及官方与民间科研机构之间在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涉及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许多学科。经中国科学院的安排，我们参观了与“教科文”自然科学部门业务比较对口的10多个我国的科研机构，探索与“教科文”合作可能采取的方式和途径。经过一番参观学习，形成了这样一个初步的概念：与“教科文”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主要不是去搞什么尖端的科技情报，可先着重对各国科技政策的发展动向和某些前沿学科和跨学科的科研动向方面多做些调查研究，这对我国科技界是有用的；也可以通过“教科文”渠道，扩大我们与国际科技界的接触与交流。为此，要有选择地派一些懂得专业的人员进入“教科文”秘书处自然科学部门，也可从该部门中邀请一些专家来华，积极探索，稳步前进。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一设想基本是符合实际的，但它之所以能付诸于行动，并且把合作领域逐步扩展到其他业务部门，改变了在此以前未曾有计划地参加“教科文”业务活动的局面，关键还在于邓小平同志有关“教科文”工作的一番话，这是小平同志在会见“教科文”总干事姆博时讲的。
松 绑
我在1978年2月下旬抵达巴黎后不久，就向“教科文”总干事姆博（塞内加尔人）递交了我国政府的全权证书。7月，姆博总干事应邀来华作他在总干事任内的第二次访问，我回国参加了他在北京的活动。
1978年7月12日上午，邓小平同志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姆博先生。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
小平同志对姆博说，1975年你来时我也在管事。但那时有“四人帮”的干扰，有好多问题提不出，同你们这样的组织广泛合作也就没有条件，现在可以了。他表示，中国愿意接受“教科文”可能提供的帮助，也愿意向“教科文”提供可能的支持。
姆博表示愿意加强同中国的合作，也希望中国派专家和工作人员到“教科文”去工作。
小平同志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派工作人员去，老实说，我们主要是去学习，我们将采取积极的态度。你们的组织派人来讲学、办训练班，是好建议，很好。你们组织举办的国际学术活动，我们应该参加。他还说，打倒“四人帮”，算是一个解放，我们有了吸收世界一切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勇敢地向国际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的条件。
小平同志还重申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
在会见前后，小平同志对陪见的中方人员反复讲了同样的意思。在中国出版“教科文”的刊物《信使》杂志中文版，也是在那次谈话中定的。
有了小平同志这一番话，大家感到心中“有底”了，敢于放手去干了。如果说我们在“教科文”的工作有所开展，这是决定性因素。
落 实
姆博和他的主要随行官员同我国教育、科学、文化部门的负责干部进行了集体的和对口的会淡，草就了中国和“教科文”之间的第一个业务合作的备忘录。由于内容涉及面较广，项目比较多，文件的起草、翻译、核对和打印工作直到姆博先生离华前的最后时刻才完成。因此，签字仪式是在首都机场的一个休息厅内举行的。
再好的协议，落实起来总是还要经过反复的协商和交涉，有时还免不了要克服种种困难，这是正常的。为此，国内和常驻团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正是由于“教科文”业务活动涉及诸多领域，在我国国内分别属于不同的业务部门管理，协调好各部门与“教科文”活动相关的工作就特别重要。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于1979年2月19日在北京成立。这也是加强我国与“教科文”合作的重要一步。
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备忘录”的执行工作进行得比较扎实，除了个别项目由于客观条件变化而有所改变外，全部得到了落实。经过常驻团办理的业务合作项目，1980年为1978年的三倍多；同期，中国派入“教科文”秘书处工作的人员，增长为9倍多。
和 平
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主要是根据我外交政策与方针，广交朋友，正面宣传我有关主张，我不主动发起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但要积极参与有关问题的讨论。
我在任期内参加的第二十届（1978年）和第二十一届（1980年）两届大会，议程上都有关于和平的问题。在二十届到二十一届大会之间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件，使二十一届大会的辩论更加激烈。
辩论主要围绕这样一个问题：为了积极支持教科文组织关于促进和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宗旨，能不能容忍出兵占领主权国家这种侵略行径。
作为一个重大问题，首先交给受大会委托的“起草磋商小组”进行讨论，最后提交大会的该项议程的决议第22条是这样写的：
“22、敦促会员国尽一切努力为促进教科文组织的使命作出贡献：
（i）减少国际政治紧张局势，特别是通过积极支持一切为加强和平与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所作出的努力，其先决条件是结束和不能默认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侵略与外国占领，
（ii）尊重每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承认所有的人有完全的自由享有自决权，
（iii）对所有由于违反联合国宪章而引起的侵略和外国占领的受害民族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
这个决议在1980年10月28日提交大会，以96票赞成，零票反对、14票弃权获得通过。
在“教科文”大会有关和平问题的决议中，关于维护和平与反对外国占领的关系，这条决议是我见到的阐述得最清楚的一个。
尾 声
1981年7月，我离任回国。在对姆博总干事辞行拜会时，他对我说：“请转告贵国政府，中国在本组织的地位和作用起了决定性的、质的方面的变化。现在，本组织的许多问题没有中国参加就不能解决。”这一番话，是对我国与“教科文”良好合作关系的肯定评价，也是对所有为此而作出努力的各有关方面的肯定评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