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泽丰先生是战后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他的著作如《孙文与中国革命》(1966年）、《辛亥革命》(1972年）以及他所主编的《中国近代化的社会构造》(1960年）、《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1967年）、《中国国民革命史研究（历史学研究会丛书）》(1974年）、《中国近现代史讲座)(1978年，共七卷）、《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际关系》(1981年）、《日本的中华民国史研究》(1995年）等等，都在学界造成广泛影响，至今仍有很多人阅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先生所创办的《近邻》，自1981年创刊以来，作为讨论中国近现代问题的园地，已持续达30年之久。

　　野泽丰先生把为研究而举行的交流与讨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在大学内外积极组织研究会，培育了大量的研究者。其中，直接上过先生的课、拿到学分的，恐怕不到10人。其原因在于，先生虽长期任职于东京教育大学，但当时只是一名助手，之后，虽作为教授在其他大学服务，但这些大学中，专攻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生凤毛麟角。但在先生的身边，一直都围绕着大量的年轻研究者，其中的秘密，就在于研究会。先生亲自参与创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五四运动史研究会、中国妇女史研究会等等自不待言，在别的各种各样的研究会中也活跃着先生的身影。他频繁出入这些研究会，倾听学生、青年研究者的研究报告，参与他们的讨论。在先生主编的书中，很多都是这些研究会活动的结晶。先生在东京都立大学执教时间最长。在此期间，每周星期六上午是野泽专题研讨班的活动时间，下午则是研究会的活动时间。这些活动有来自东京各大学的研究生参加，全都意气风发，场面活跃。很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是从位于柿木坂的都立大学成长起来的。

　　在战后史学刚刚起步的1950年代，野泽丰先生就是历史研究会的委员，非常活跃。先生所作第一次大会报告“辛亥革命的阶级构成”，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1976年以后担任历史学研究会委员长期间，先生也作过题为“西伯利亚战争与五四运动”的报告。

　　先生从事研究的特征是，对于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人物一视同仁，不区别对待。同时，重视社会经济的构造和世界史的宏大眼光，以重构中国近现代史的面貌。先生对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文也有厚实的研究，在《思想》的“孙文特集号”中，刊登了先生的两篇论文以及精细的研究文献目录。1974年，《中国国民革命史研究》刊行，先生注意将日本的大正政变与中国的辛亥革命联系起来考察，并指出西伯利亚战争、日本“米骚动”、中国的五四运动，因发生在同一时代，彼此有着密切的关联。先生清楚地看到了1935年国民党政权所进行的币制改革的重要性，很早就劝年轻学者对之开展研究，最终形成了1980年出版的在国际视野下的币制改革的共同研究成果。

　　“读史料吧，多读报纸吧。”对想要开始研究的大学生与研究生，先生屡屡如是说。他所说的报纸，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期在中国发行的中文报刊。在1970--1980年代，这些报刊杂志的再版工作终于启动，不过其数量还很有限。在那个时代，研究者还很少利用报刊史料，但先生则每天都到东洋文库等专门的图书馆查阅，将报纸视为史料的宝库。这种查阅报刊史料的习惯，到2009年先生病倒前，一直未曾中辍。先生重视的另一个问题是总结学术前史，一边学习过去的研究成果，一边开拓新的研究。为此，先生涉猎了大量的文献，总结并发表了大量研究综述。这对于后进者的学习，其作用不可估量。

　　先生不是出身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历史悠久的名校，而是出身于东京教育大学。入学以前就一边工作一边苦学，一直到毕业，他很以此为骄傲。他在指导年轻人的时候，也会渗透这种人生观。不经意间想起，在野泽专题研讨班的一次研讨旅行中，我们去了伊豆大岛。当在旅馆吃鲜鱼的时候，先生亲自拿起刀子，熟练地剔除鱼骨，并笑道：“你们啊，生活经验少，因此不谙此道。”

　　　  祈求先生冥福。

　　　  （作者系日本信州大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彭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