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野泽丰先生最初相识于东京。1979年11月10日，我去东京参加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同仁例会，不知是主持会议者的有意安排，还是依年龄为序，我与野泽丰、菊池贵晴坐在一起。会后他们笑着告诉我：“我们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指辛亥革命性质），这样便很自然地增添了几分亲近感。从此，我与野泽丰先生开始了整整30年的亲密交往。

　　一

　　上世纪80年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辛亥革命研究俨然已成显学。1981年3月，野泽丰一手创办的《辛亥革命研究》创刊号发行，同年还独立创办了《近邻》杂志，每期都寄赠我们，并经常邀约刊发中国学者的稿件。每逢辛亥革命或孙中山诞生、逝世的五周年或十周年，都有各种各样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因而我与野泽丰先生有很多机会见面。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我发现野泽丰先生不仅着重研究辛亥革命，而且对张謇与南通也做过深入研究。我们的学术路径有许多交叉、重叠之处，而且又都注重把实证研究作为基础，把理论诠释作为升华，在治学风格方面有许多相近之处。

　　但是，我对野泽丰先生真正比较全面的了解，还是在1993年夏季。在此之前，我已辞去了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职务，在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加州等大学进行合作研究与教学工作，前后有3年时间。行云野鹤，倦游思归，因此决定回国续操旧业。消息传至日本，同行友人纷纷邀请顺道访问。1993年6月，我匆匆结束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学工作，应邀前往日本熊本县荒尾市，参加宫崎滔天资料馆开幕典礼及系列纪念活动，并且与阔别多年的岛田虔次、野泽丰等老友重晤。按照原定计划，在日本小住数日即去台北政治大学担任研究教授。没有想到当时入台手续相当复杂，在日本滞留近3个月。日本物价之高为世界之冠，仅宾馆住宿费用每天都在一百多美元以上，确实为我们所难以承担。幸好野泽丰先生当时担任骏河台大学讲座教授，学校已在饭能安排一套宿舍，他慨然允诺我们夫妇借住。这样不仅帮助我们大大减少一笔开支，更为重要的是大大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与友谊。

　　宿舍在东京附近饭能市风景如画的美杉台，群山环绕，林木茂密。我们在这里整整住了两个月，享受了一段最为闲适的山居岁月。野泽丰夫妇除了对我们日常生活无微不至地照料以外，还动员他许多原来的学生和友人前来为我们做伴。他们之间似有某种默契，如赵军教授负责联络，久保田教授负责埼玉等地历史遗址导游，滨口教授夫妇陪同观赏传统歌舞伎并观光东京市容，邻居长谷山彰教授夫妇就近关照，等等。此外，在这两个月中还安排我们参加多次相关学术活动，并且分别到小坂、宫崎两家，鉴赏所藏梅屋庄吉、宫崎滔天遗存的文献、文物，使我们在温馨友好的交往中增长了多方面的见识。

　　二

　　野泽丰先生不仅学问做得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一流学者；更重要的是他长年累月精心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年轻杰出学者，同时又以这些高足为依托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如辛亥革命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中国妇女史研究会等，都能聚集一大批中青年才俊，成为日本史学界极为活跃的中坚力量。这使我想起韩国一老友闵斗基，在首尔大学长期执教中国近现代史，培养出一大批学术骨干，分布在全国各地高等学府，被称为“闵家军”。我与野泽丰、闵斗基都是生死不渝的挚友，现今我们的学生乃至学生的学生，又延续着这种亲密友谊，经常保持着学术上的合作与交往，堪称中、日、韩三国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而野泽丰先生已在生前把大批中文藏书赠给首尔大学东洋史系，又把大批日文藏书赠给我们研究所，便是这种崇高国际友谊的历史见证。历史见证。

　　在饭能期间，野泽丰先生与我推心置腹交谈甚多。其间有一话题给我印象甚深，那就是所谓“海神一代”。他就属于这一代人，其中许多尚未成年的中学生，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由于兵源不足而被征调入伍，前往东南亚作战途中因军舰被盟军炸沉而葬身海底。在这些“海神一代”的遗物中留下许多诗歌，其中一首是：“为什么日本人的死，只有日本人悲伤？为什么别国人的死，只有别国人悲伤？为什么世界上的人，不能同欢乐、共悲伤？”野泽丰谈及这个话题时啼嘘不已，我的心灵也为之震撼，经常浮现出那葬身海底的日本少年迷茫困惑的眼神。

　　1994年，我们从海外回到武汉，除在辛亥革命与张誊两个研究领域继续与野泽丰先生经常交流以外，从1995年开始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也得到他充分理解与热情帮助。记得我在1997年前往东京参加民间组织纪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各项活动，他定陪我利用夜晚时间到新宿许多书店检阅各种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新出书刊，并且购买一部所谓日本“修正主义史学”的主要代表作，供我作为批判的参考。也正是在此期间，他以前的学生笠原十九司与我结识，并且成为推动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亲密伙伴。

　　三

　　1997年，野泽丰夫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平时节衣缩食积蓄的300万日元，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设立奖学金，并亲自向优秀学生颁发奖学金。他曾撰写一首小诗赠我，大意是：“乘东风而盛开的梅花，请传达我的心愿吧！多么想眺望两湖的红叶。”落款是：“2004年2月28日于有见亭，野泽游鹰（或游翁）”，并且注释说：“智慧之鹰不会轻易露出利爪”，相当于中国谚语“真人不露相”。赠诗的卡片上还有附言：“春眠甚佳，与阅读陈旧《民国日报》同样令人愉悦。”后来才知道，他完全退休以后，将《近邻》杂志委托别人编辑，自己从头到尾阅读《民国日报》，对孙中山晚年的思想变化做进一步研究。至于“想眺望两湖的红叶”，蕴涵着他对两湖地区挚友的思念，特别是对已于1993年病逝的岳麓山边的林增平教授。此次来华，他原本想专程前往长沙为增平兄扫墓的，我们也作了相应的安排，可惜他的体力已经难支，未能实现宿愿。

　　不过，当时野泽丰先生治疗效果较好，对自己的健康也很有信心。所以2007年樱花盛开的季节，我们在曾支农先生的陪同下，在美丽如画的椿山庄（山县有朋故居）请野泽丰先生餐叙。他仍然兴致勃勃表示一定注意养生，力争在2011年再次来武昌出席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也对此抱有热切期望。

　　2010年10月30日，我们与朱英到神户参加辛亥百年寄语活动。陈来幸等友人到大阪机场迎接，热情如故但神情略显凝重。我的心一动，感到可能有什么事故。果然，等我们登车以后，他们悄悄地告知野泽丰先生已于26日逝世，临终前书桌上还摆着神户研讨会的请柬，似乎仍想赶来与老友欢晤。我顿时想起2001年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结束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我们这些中外老辈学者在分手时都相约相期辛亥百年重逢，但却从未想到野泽丰先生竟在我们到达神户的4天之前匆匆远去。

　　以辛亥革命研究开始结交，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标志永诀，堪称传奇性的辛亥情缘。但真诚学者的友谊是永恒的，而且是跨越国界的。正如我曾为《近邻》题词：“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精诚所草，金石为开。”但愿野泽丰先生的学术精诚与友谊精诚，永远照亮中日友好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