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携青年

　　1976年10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华老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我也有很多机会与华老接触。1977年初，我和张广厚的科研工作得到新华社与全国各大报纸报导后，一次华老向我和张广厚说起：“当时，我在黑龙江推广优选法，因病住进哈尔滨的医院，医生和护士问我，报上刊载的杨乐和张广厚是不是你的学生？我说不是，他们两人是我的师弟，我们有相同的老师熊庆来。”无独有偶，1988年9月陈省身先生请我在南开数学所作学术演讲，由他亲自主持并作介绍，介绍中也特别提到“杨乐教授是我的师弟”。能为华老和陈先生这两位伟大的数学家认作师弟，这是我无比的荣誉。

　　华老对他的学生与其他青年人，也是满怀期望，全力培育与帮助的。六十年代初刚到数学所时，就听说华老在讨论班上要求如何严格，学生在黑板前讲解、推导与演算时，华老不断提问，并且穷追不舍，以至一些学生最终难以回答，这种情况称作“挂黑板”。我到所后，已经很少看到这种现象，较多的则是华老对大家的期望与鼓励。例如，华老当时说：我希望年轻人站在我的肩膀上，向上攀登。

　　华老勉励青年人，提出学习要十分勤奋。他说：年轻的时候，别人用一个钟头做的事情，我用两个钟头来做，并且将这种做法长期坚持下去。过了几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别人需要一个钟头做的事情，我二十分钟就做完了。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的钱伟长教授，曾向王元和我说起，他原想习文，“九·一八”事变使他改变了志愿而学习物理，但他并未受过中学的系统教育，于是在清华时十分用功，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起来念书。原来以为自己是全校最用功的，后来才发现华罗庚先生比他还用功，每天早上四点半钟就起来念书了。

　　华老提醒青年人要学习前人已有的知识，注意积累。他说在清华刚开始学复变函数论，他就证明了一些定理，起初以为是新结果，后来才知道这些是Cauchy定理等等，是早已有的。他还说，如果没有后来到清华与剑桥大学获得很好的学习与做研究的机遇与环境，如果他仍然留在金坛老家，充其量只能做一位较好的中学老师。那时在金坛，华老能看到的最深奥的数学书就是一本50页的微积分。

　　华老还对我们说，当学生和年轻人提出问题时，应该当时和他们一起做，而不是回去经过认真与精心的准备，第二天将漂亮与完整的答案拿给他们。和他们一起做，就会使同学们看到，无论是老师或者专家，并不是拿到问题后就有完整的想法，也可能茫然，可能碰壁，或者走入歧途。在推导与演算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可能遇到困难与挫折。经过一番努力，最终才将问题解决。这样可使青年同学知道专家和老师并不是天才，他们自己也不愚蠢，从而增强学好数学的信心。

　　1979年3月，中国数学会在杭州举行全国理事会议，浙江省与杭州市邀请部分数学家与青少年见面。在杭州一座很大的剧场里坐满了大约两千余位中学生，华老、苏步青、江泽涵、柯召、吴大任等老一辈数学家出席了见面会，我也参加了会见。华老讲话勉励同学们努力学习，长大成才。见面会前一阶段结束后，华老等退场，由我向同学们作关于学习数学的重要意义与学习方法的报告。我还记得华老退场时，微笑着向我说：“这里就交给你了。”我顿时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起来。

　　汇报演出 弄斧班门

　　学术交流对数学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华老对此十分重视，并提出要和同行专家、和高手进行交流。他常说，弄斧必到班门。

　　1981年初，华老访美五个月返国。他提出：演员们出国或到外地巡回演出，回来后要作一次汇报演出。现在，我们许多学者都出国作过访问，在外面作过什么学术报告，学到了什么，我们是不是也来一次汇报演出？于是，他以身作则，到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作学术演讲，为时四周。王元、谷超豪、夏道行、张广厚与我也应邀前往。

　　我给科大数学系师生作学术报告时，华老到场听讲，十分认真。由于听众中有许多研究生与青年教师，我就多讲了一些较浅的内容，其中包括一个用到的不等式。华老在纸上记下了这个不等式，在演讲结束后还继续思考这个不等式，揣摩其含义，并用了一个多小时给出其证明，然后再和我进行讨论。当时，华老还说：一个学术演讲，有些专门的内容听不懂，但是有些东西，比如这个不等式，完全可以懂。我就抓住它，加以思考。从这一件很小的事例，反映出华老在学术上勤于思索与一丝不苟的态度。

　　七十年代末，我国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我到欧美一些国家访问。当时，中国大陆的数学家，由于近二十年的闭关锁国，在国际数学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欧美一些著名大学的图书馆里，也没有什么大陆数学家撰写的论著。只有华老是一个例外，许多大学图书馆里都有他的英文版的“堆垒素数论”，“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谈起华老时，许多学者都知道他的名字与工作。记得1979年秋天，我在Cornell大学访问时，一次在数学系的走廊里，一位系里的教授问我：你认识华罗庚吗？我回答：当然。他说：四十年代末，华在Illinois大学担任教授时，他是那里的学生。他要我回国后向华转达诚挚的问候。1980年2月，我在德国访问，德国数学家表示要加强中德数学交流。他们在与我闲谈之中提出如果授予一位中国数学家荣誉博士，谁最合适？我回答说：自然是华罗庚。他们皆表示同意。当我遇到华的一些老友，如L.Ahlfors，A.C.Offord，周炜良时，都曾谈起华老。

　  快发表 稳评价

　　从1977年开始，我有机会与华老一起参加了很多会议。1977年九十月间，全国一千余位科学家在西颐宾馆（即现在的友谊宾馆）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开会制订1978年至1985年科学发展规划。华老和我都在大会的主席团里，超过四五十位数学家参加了会议。会上，胡世华先生提出，国内有些论文刚发表出来就作出一些学术评价，是否妥当？这些论文是否不要急于发表？夏道行教授则认为有些论文要与国外同行抢时间，必须迅速发表。对此，华老提出“早发表，晚评价”。次年11月在中国数学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华老又修改为“快发表，稳评价”，得到大家的赞同与拥护。

　　1978年3月，举行全国科学大会，华老、陈景润、张广厚与我，在同一个小组，与许多物理学家，如严济慈、钱三强、赵忠尧、汪德昭、张文裕、施汝为、陆学善等在一起。在小组会上，华老谈了推广“优选法”与“统筹法”的情况与体会。华老传奇式的经历、崇高的威望和广泛的影响，以及当时发表不久徐迟关于陈景润与哥德巴赫猜想的长篇报导的震撼，使得我们小组成为记者关注的焦点之一。记者们为华老、陈景润、张广厚和我一起拍摄了不少照片，有些在报刊公开发表并流传至今。

　　1981年5月，中国科学院举行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学部委员大会。事实上，中科院学部自1955年成立以来，在五六十年代曾先后举行过三次学部委员大会，因而1981年是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邓小平、赵紫阳、彭真、邓颖超等曾会见大会主席团，并出席了开幕式。当时决定学部委员大会与学部作为中科院的权力机构，由大会任命正、副院长与学部正、副主任。（这些规定在一两年后即作了改变。）于是学部委员大会的主席团显得十分重要，曾就人事、章程等问题举行过几次会议。在大会主席团里只有华老和我两位数学家，他曾和我谈起对中科院与数理化学部的一些看法（当时数理与化学还是一个学部），我是十分同意的。由于有些事涉及到华老，这些意见由我在主席团会议上作了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