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12日晚上十一二点了，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夜深人静，显得分外响亮。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内居民家庭安装电话的还不多，我下班回家很少有几个电话，晚上九时以后一般不会再有电话铃响，是看书与思考问题的好时光。拿起听筒，研究所党委书记潘纯同志打来了电话。老潘是位很正派的老干部，然而我们通常只在所内会议上见面与谈话，并没有个人联系。一听到他的声音，我感到可能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并有不详的预感。

　　然而，当我听到他在电话中通报：华老当天下午在日本东京大学作完学术报告以后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已于晚上十时逝世时，我还是极端惊愕，茫然不知所措。不仅当时如此，而且在随后的几天里，到机场迎接专机运回华老的骨灰盒，以及到八宝山大礼堂参加告别华老的仪式，我一直为这种惊愕与茫然的情绪所笼罩着。当时，人民日报曾希望我写一篇纪念文章，然而在那些天里，我无法稳定情绪，理好思路，完成这项任务。

　　不久，我遇到日本数学家H. Komatsu与M.Morimoto教授，他们分别给我详细介绍了华老6月12日下午在东京大学作最后演讲的情况。华老的讲题是“在中国推广数学方法的一些个人体验”，由Komatsu教授主持，四时开始。起初，华老用中文演讲，由翻译译为日语。不久，华老觉得不十分如意，改用英文直接对听众演讲。谈起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应用与推广，他感到得心应手，淋漓欢畅。他先将西装外套脱下，又将领带除去。即便如此，据说华老依然汗流不止，以至衬衫有点湿透了。由于内容十分丰富，演讲比规定的一小时超过了10分钟。当演讲完毕，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日本友好人士白鸟富美子女士正要送上鲜花时，华老却从台上的椅子突然滑下。东京大学医院的医生立即实施抢救，但迅即宣告不治，我国驻日使馆仍坚持继续尽一切力量抢救，然而回天乏术，华老于当天晚上10时逝世。

　　天才在于勤奋 聪明在于积累

　　早在故乡江苏南通读中学时，便听说过传奇式的数学家华罗庚。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张四十年代后期的旧报纸，上面有一长篇文章，介绍华罗庚的经历与故事，把他和陈寅恪并列为清华大学两位最具特色的教授。

　　1956年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实数、极限、函数连续性等十分严谨的叙述与相关的理论，让许多同学遇到障碍，感到困难。然而，他们在中学时都是数学成绩突出的优秀学生，于是一些人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学习数学，专业思想产生了动摇。这时，系里请来了华罗庚教授给大家做报告。报告在北京大学的办公楼礼堂举行，作为一名听众，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伟大的学者。在报告里，华老提出要随时发现问题，并努力思考。他举例说，在街上看见一辆汽车牌照的数字，那么就可以问它是不是素数，或者它正好是几个素数的平方和或立方和，这使大家感到十分新鲜与有趣。华老特别指出，天才在于勤奋，聪明在于积累。一些悲观的同学受到鼓舞，重新树立了努力学习的信心。

　　1959年，我们上四年级时分了“专门化”，我所在的“函数论专门化”有二十余人。当时还组织活动，到中科院数学所请华罗庚先生给我们讲学习函数论的意义与方法。在华老的办公室里，我们围坐在他身旁，聆听他的教诲，感到十分亲切，受到很大的鼓舞。

　　真正与华老有稍多一些的接触是在1962年我由北大毕业，考入数学所成为熊庆来先生的研究生以后。当时华先生是所长，熊先生则是函数论研究室的主任。华先生在多复变函数论的研究生钟家庆、孙继广、曾宪立，以及熊先生的研究生张广厚与我，都在函数论室，平时与已经工作的青年科研人员没有什么差别。钟、孙、张与我在北大六年均是同一小班的同学，十分熟悉；曾宪立在北大后三年，也与我们四人在同一专门化，相互了解。

　　当时，熊先生已年逾古稀，半身不遂，极少来所。华先生刚五十岁出头，经常到所上班，他的办公室位于四楼正中（412室）。他约其研究生谈学习与研究工作时，有时也把张广厚与我一起找去。头两次主要是谈打基础的重要性，华老特别要我们认真研读E.C. Titchmarsh的函数论。谈话最后，他谦虚地对我们说：你们是熊先生的研究生，我的话作为参考，你们要听从熊先生的安排。

　　拳不离手 曲不离口

　　五十年代末，随着大跃进的浪潮，数学所规模扩大了很多，几年间进了不少人。1961年至1962年，全国进行调整，华老作为数学所所长，觉得要在所里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就必须对那几年到所的年轻人的业务摸清底细，以便打好基础。1962年上半年，对全所青年科研人员进行了考试，内容并不高深，只是华老一向重视的基础：“三高”，即：高等分析、高等代数与高等几何。然而有些年轻人成绩很不理想，甚至是零分。

　　针对这种情况，华老在全所大力提倡打好基础，提出“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办起了提出数学问题和征求解答的壁报，就放在他办公室外的墙壁上，称为“练拳园地”。

　　关于研读经典著作与文献，打好基础，华老有不少名言与精湛的方法。例如，他提出：读书要先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其意思是，数学书一般写得比较精炼，省略了一些推导与计算步骤，开始学的时候必须十分认真与仔细，将这些省略的计算与推导补齐，这就是从薄到厚。等到这本书学完以后，不可能全部细节留在脑子里，而是将最重要的思想和提纲保留着，这样就由厚到薄了。

　　在全所青年人员考试以后，华老还对在科研工作上有显著表现和成绩优秀的人员作了提升。王元、陆启铿、万哲先、丁夏畦、王光寅等提升为副研究员，陈景润、许以超、岳景中等成为助理研究员。与此同时，又将成绩很差的人设法调动工作，离开数学所。这种“考试、提升、调动”的做法后来受到了非议，加上有人认为纯数学研究理论脱离实际，使得华老于1963年底毅然离开了数学所。经反复协商、挽留，华老仅同意保留所长的名义，而研究工作与培养学生则改在中国科技大学进行。

　　虽然如此，在几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华老还是未能免去遭受数学所造反派冲击的命运。他过去的做法被称为是砍向革命群众的“考、提、调”三板斧，大受批判。华老作为反动学阀，被造反派严厉批斗。批斗会上，“打倒华罗庚”的口号彼伏此起。会后还让素有腿疾、行动不便的华老打扫走廊卫生。当然，与苏步青教授等在学校里受到年轻学生更多的凌辱与体罚相比，华老的处境已经算是较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