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是第一个站出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

　　陶铸是乡村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他不仅对农民充满感情，对知识分子也非常尊敬。

　　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物资奇缺。陶铸与有关部门拟定了一份2000人的特供名单，要求中共广州市委对高级知识分子和归侨、港澳同胞中上层知名人士实行分级特供。考虑到一些知识分子年老多病，陶铸还批示从中再选出一二百人，对这些人实行保健制度，其诊病、用药、住院等方面享受厅局级干部待遇。知名学者陈寅恪、姜立夫等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

　　1961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受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规定以后不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陶铸从北京返粤后，立即雷厉风行地开展甄别工作，对运动中的过错和失误坚决进行纠正，以共产党人的巨大勇气主动承担责任，赔礼道歉。

　　9月28日，陶铸邀请广东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到从化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陶铸代表中南局诚恳地向受过错误批判的专家赔礼道歉。陶铸充分意识到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数量相当多、质量相当高的专家是不可能的。”当时一些干部不尊重知识分子，捉弄、嘲笑甚至故意刁难知识分子。为此，陶铸多次引用“千金市骨”的典故启发干部。陶铸说：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周公吐哺的胸怀，充分尊重和信任知识分子。

　　10月11日，陶铸主持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在讲话中，他第一次公开提出：“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这个讲话，让广大知识分子放下了包袱，心情舒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陶铸是第一个站出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在主持广东工作期间，陶铸与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陈寅恪是知名学者，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但陈寅恪谨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历来特立独行，清高孤傲。解放后，陈寅恪谢绝了全国政协让他当政协委员的邀请；郭沫若要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二所所长，他也辞谢未就。当时，很多人对这位书卷气十足的学者“不识抬举”的做法颇有微词，几次政治运动，都有人磨刀霍霍，锋芒指向他。但陶铸对这位“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的学者却格外理解、尊重和关心。

　　1956年，在广东省高等院校教育工作会议上，陶铸说：陈寅恪教授不去台湾，蒋介石要他去也不去，这本身就是爱国行动，应该叫爱国的知识分子。我看，他是我们的朋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陶铸无微不至的关照，陈寅恪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陶铸还经常去拜访、看望陈寅恪，帮助协调解决其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有一次，陶铸无意中听说陈寅恪睡眠欠佳，便立即设法从香港买来进口安眠药，给陈寅恪送去。陈寅恪晚年视力很差，陶铸特意关照中山大学在陈寅恪住的院子里修一条白色通道，以免他迷失方向。1962年7月，年迈的陈寅恪意外骨折，从此只能长卧床上。陶铸特批三名护士一天24小时轮流在陈宅值班，护理、照顾其生活。陶铸无微不至的关怀，最终感动了这位倔强、正直的老教授。他主动找中山大学党委负责人说：请你们告诉北京，全国政协委员本人同意接受。

　　陶铸不仅关心知识分子，还非常重视岭南的文教工作。他是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许多安排好的建设项目被压缩。在院校和专业调整中，一些高等院校或撤并或搬迁。暨南大学原创办于南京，历经多次迁徙，后来又与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合并。在1957年5月广东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有不少归国华侨政协委员建议筹办一所新型的华侨大学。这一建议得到了陶铸的大力支持。

　　1958年，有关部门决定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陶铸亲自主持了学校的筹建工作，并兼任校长。尽管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但陶铸仍从多方面关心学校的发展。在陶铸的领导下，重建后的暨南大学各方面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到1960年，暨南大学已初步形成一所文理科兼备的综合性大学。暨南大学成为新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也是新中国第一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大学。陶铸为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可以说“没有陶铸办不成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