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到底有没有关系？它们之间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生活中间，到底存在不存在脱离经济现象的纯政治活动或脱离政治现象的纯经济活动？政治在发展生产力中到底起不起作用？起什么样的作用和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在制定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各项政策中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他一方面没有忘记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寻求答案的启迪，另一方面也不断做着自己的思索和探究。

综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从来就不存在什么脱离经济现象的纯政治活动或脱离政治现象的纯经济活动。尤其在有阶级社会出现以来更是如此——一切经济活动无不被打上政治的烙印，而一切政治活动无不被印上经济利益驱动的痕迹。可见，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密不可分，只不过它们各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一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发展阶段中的表现和侧重点不同而已。恩格斯早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一封信中就曾这样记述道：“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的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1]（P695-696）}但“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1](P701)可以说，“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1](P470)这说明政治对发展生产力确有影响作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认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既要充分认识到搞好生产和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又要充分认识到政治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必不可缺少性。他指出：我们“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2](P130-131)}所谓积极作用，就是指党和国家通过制定出正确的制度、政策、方针等，能够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谓消极作用，就是指制定出的各种制度和各项方针、政策等，不仅没有能够在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方面发挥出应有的效能，反而还起到了阻碍或破坏的作用，如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上的浪费或敷衍了事、搪塞应付，给经济发展造成的损害等等。对此，毛泽东提出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才能使之收到实效。

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国家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究竟有没有促进作用，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基本上都对此持肯定的态度。如恩格斯认为，“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1](P248) “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1](P486)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祝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1](P483)

毛泽东也深谐此中的道理。他指出：“上层建筑是为基础服务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即思想）是为经济服务的。”^[3](P26)据此，他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时，十分看重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及其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认为这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和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这是由于“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人民只有“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才能“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4](P437)后来，在毛泽东关于“一切劳动农民，不论是哪个阶层，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号召之下，农业合作社运动如火如荼地顺利开展了起来，这为农业先实现集体化后实现机械化的奋斗目标创造了十分良好的条件。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完成，标志着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从此开始踏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建国以来的社会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4](P457)

二、坚持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过程之中，一直十分重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改革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解决制度和体制方面的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问题的解决，“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5](P472-473)}但是同时还要注意制度和体制虽然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和体制“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6](P572)

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要求各个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的公营企业，必须“建立经济核算制，克服各企业内部的混乱状态”。与此同时，各个企业还必须“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状态”。为此，“首先应该改革的是工厂机关化的不合理现象……。其次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及计件累进工资制……。再其次，应改善职工会的工作……。再其次，工厂应奖励最有成绩的工人与职员，批评或处罚犯错误的工人与职员。”^{[7](P463-464)}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开始突出地摆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向全党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虽然做了很多文章，但仍然还存在着一个不断深化认识的问题，即“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2](P134-136)}据此，在分析大跃进时期农村情况时，他要求全党在经营管理方面要特别加强经济核算，指出“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2](P35)同时，针对城市中出现的问题，他又指出“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8](P59-60)

三、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是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保证

生产力发展不发展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人们积极性发挥不发挥出来以及发挥出来的程度如何的问题。如何保证这些问题的解决向着积极的方面发展，毛泽东根据自己的体验，提出了走“又红又专”道路的问题。他认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9](P351)

四、坚持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是发展生产力的内在动力

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中对前朝历史进行概括和总结时发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感叹。“成”是由勤奋和节俭而筑就的，而“破”则是由奢侈和浪费逐步酿就的。“勤奋与节俭是不相矛盾的。天道酬勤。天佑奋进。勤奋是国与家的财富之源，只有勤奋不懈的努力才能不断的为国与家创造出殷实和富足”。但是，“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管理，不能把创造出来的财富积累下来，就意味着创造无实际意义”。毛泽东认为，由于“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原则，才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9](P239)

为此，他多次强调明确认识和认真贯彻执行这一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早在全国大办农业合作社期间，他就提出：“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现在有许多合作社存在着一种不注意节约的不良作风，应当迅速地加以改正。每一个省每一个县都可以找到一些勤俭办社的例子，应当把这些例子传开去，让大家照着做。应当奖励那些勤俭的、产量最高的、各方面都办得好的合作社，应当批评那些浪费的、产量很低的、各方面都做得差的合作社。”^{[4](P447-448)}

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提出：一方面全党上下都要懂得这样的道理，即“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4](P461-462)}另一方面必须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经常发动增产节约的运动。在他看来，“增产必须在原料有保证和社会需要的条件下进行，同时必须保证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节约是有希望的，必须在不降低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的条件下讲求节约。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9](P160)后来，他又针对我国建立企业中出现和存在着的问题指出：“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9](P240)毫无疑问，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时代，“增产节约”，“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的观念不仅深入人心，而且还成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大多数人们的一种自觉的行为范式。

五、坚持党的领导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

一般而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应该是人类社会中所有政府促进社会进步和繁荣的题中应有之意，但并非所有的政府都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不少王朝和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执政时期的实践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以来，就以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姿态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磨练和考验，中国共产党终于以自己非凡的业绩和成就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坚持党的领导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一种郑重的历史选择。正如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起重要作用时指出的那样：完成中国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10](P651)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1](P1097-1098)}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集中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新国家的伟大的领导能力”；^[12](P60)另一方面中国虽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和各方面情况都不如美国的国家，但是，“只要这个国家有先进的领导，不要很长的时间，有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翻过来了。要超过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尽多一百多年，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13](P63)

那么，如何在这样的时间段内能够实现赶上和超过美国发展水平的奋斗目标呢？毛泽东的看法就是必须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如何保证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得以顺利地进行呢？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仍然担负着义不容辞的重任。为此，他特别提出了“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2](P305)的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落实，具体而言，则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商业的监督，主要靠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群众监督这一套”；“我们对市场的管理，对三类不同的物资采取三种不同的办法。第三类物资，允许人民公社和农民在集市上出卖，价格由国家管理，规定一定的幅度”；我们调整价格的目的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我们对市场的价格不仅要用国家的经济力量进行调整，而且还要有领导和有控制，“如果不控制，投机者就要大赚其钱。我们初级市场的价格由国家规定一定的幅度，不让小自由变成大自由”；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全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盲目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有序运行，也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中国“可以没有危机及其‘毁灭性后果’”的问题。^{[8](P915-919)}综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我们不难感受到这样的历史事实：“我们党的发展壮大，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独立和走向繁荣富强，归根到底是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密切相联的。在中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会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就不会有全面的社会进步，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14](P10)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4]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7]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M].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

[9]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4]丁俊萍: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