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方面，有如上述，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要让毛泽东来挂帅。周恩来长期处在军事领导主要岗位，在李德到中央苏区后，两人的意见不时相左，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后，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常常争吵。湘江战役后，两人的争论更加激烈，到黎平会议期间，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居然对李德拍了桌子，可见矛盾之尖锐。军团领导人都拥护周，遵义会议剥夺了李德指挥权，自然就由周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决策权。但周恩来不揽权，在做最后决策时都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毛泽东的意见。这在当年3月的苟坝会议上表现得最明显。苟坝的头一天会议上，与会的红军将领对来回渡赤水而没打仗已有些不耐烦，一致同意林彪等提出的攻打打鼓新场守敌建议。但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并以宁可不当刚刚担任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相抗争，但他仍旧未能说服大家。毛泽东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到了深夜，提着马灯，摸走山路，到周恩来住处，要周晚一点下达命令，并找来朱德，说服了二人。第二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三人共同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撤消进攻决定，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又称“三人团”，周仍是团长。这个新“三人团”，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最高领导机构中的地位。他尽管不是主要负责人，但周恩来在作最后决定时都尊重或征求他的意见。他的正确主张实际指导着此后中央红军的行动，其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凸显无遗。

　　经过这些年的党史现场考察与史料考索，在我看来，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归根结底，是由这样三个因素形成的。

　　首先是“势”。红军长征从突破国民党军的一道道封锁线开始，就是不断打仗。战争的大势将军事领导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谁能领导军队，谁就能发挥核心作用。遵义会议前，毛泽东是随队行军的。遵义会议后，他参与中央常委和红军的领导，使他有了发挥核心作用的大平台，成为率领红军长征的实际主角。

　　其次是“才”。“势”是前提，能否发挥核心作用唱主角，关键是才干。毛泽东能够发挥核心作用唱主角，就在于他“太有才”了。前述张闻天和周恩来对他的评价和期待，说明了这一点。“势”为时事造英雄提供了机会，“才”是英雄造时事的根本。

　　再次是“场”。这就是毛泽东的活动场所和工作环境。遵义会议后改组过的中央政治局，跟博古主持中央政治局时的情况大不一样。那时，毛泽东被排斥、受压抑、处于逆境，才能得不到发挥。遵义会议后完全变了，中央政治局的4个常委，能够发挥核心作用的就只有张闻天、周恩来和他三人了，而张、周都很尊重他。张闻天主持政治局开会，注意发扬民主作风，能够充分讨论问题，这为毛泽东展现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有这个“场”和没有这个“场”大不一样，毛泽东的境遇也因之完全不同。遵义会议后，有了这个“场”，毛泽东展示出卓越才能，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成为党中央领导的实际核心。　 

　　链接：参加遵义会议人员名单

　　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张闻天 周恩来

　　朱 德 陈 云 博 古

　　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稼祥 刘少奇 邓 发

　　何克全（凯丰）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刘伯承 李富春 林 彪 聂荣臻 

　　彭德怀 杨尚昆 李卓然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 德 

　　翻译：伍修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