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从遵义会议始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既不是要否定遵义会议前14年党的历届中央领导，更不是说党的历史从遵义会议才开始。如果这样理解，那是误读了。邓小平在1989年6月回顾党的历史讲领导核心问题时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遵义会议开始才逐步形成。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显然，讲“第一代”，是就“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而言的，即“第一代成熟的党中央”。

　　这些年我坚持“走走党史”，考察了包括长征在内的许多党史现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所起的核心领导作用。前些年的一些党史回忆材料提供的情况，也有助于这个问题的释惑。这里，介绍两个材料：

　　一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了会议，作出了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战略方针的决定，不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向黔北的遵义进军。但李德对这个决定十分恼怒。两天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橘林里休息时，同为坐担架行军的张闻天和王稼祥歇在一起。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对王稼祥说：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李德那样顽固，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当晚，王稼祥将这一意见告诉了毛泽东及其他部分同志，随后便在高级将领中传开了，大家纷纷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个材料很重要，印证了遵义会议发生的实际过程。因为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人事变动问题。这是第一。第二，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扩大，博古等只好同意。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二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改变原定议题和程序，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情况，博古在会前一点都不知道。对会议严厉批评他，也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改组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了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

　　这两个谈话，对了解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是怎样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很有帮助。

　　的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中央常委后，最初既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为什么说他是领导核心呢？这涉及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是形式地看问题，还是从实质看问题。在酝酿由谁来接替博古时，周恩来、朱德等是力主毛泽东的，但毛泽东推辞不就，认为让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这主要是考虑共产国际的背景，由张闻天接任，容易为共产国际接受。而让张闻天接任，又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没有立即作出改变最高领导的决定的考量。在长征期间，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打仗转。前述“张王橘谈”已说明了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拥戴，让他出山直接领导红军的军事行动是首要任务。再则，张闻天为人民主而不专权，对博古交给他的这个“负总责”不会“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