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的末尾还写道：

　　“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病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海容)、唐(闻生)两同志转报主席……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

　　几天后，毛泽东批准了对周恩来的治疗方案。自从周恩来患病，毛泽东一直关心和惦记着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次审阅有关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总是特别认真。这期间，毛泽东一度因白内障不能看东西，当工作人员给他读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听得格外认真、细致，居然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施行第几次手术等。

　　毛泽东住处的沙发，原来的又大又笨，坐垫比较硬。对于长时间坐着不动的老年病人来说，很不合适。因使用这种沙发，毛泽东背上长起了褥疮。工作人员给他另设计一种，坐垫是用海绵做的，下面钻了很多蜂窝形的小孔。毛泽东坐在新沙发上摇了摇，说：“这种沙发好多了。原来的那种沙发又高又大，像我这样高的人坐上勉强可以，脚能着地，像总理坐上去就不舒服。他的脚就得悬着。”他嘱咐工作人员：“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一个去。”毛泽东体察事情很细微。当他坐上一个较为满意的沙发椅时，马上想到了与他几十年患难与共的同志、战友、朋友周恩来。这是一种怎样的深厚感情啊！

　　同样，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病情也十分关心。

　　自1971年以后，毛泽东的体质迅速衰弱，他的健康情况很不稳定，且好的时候少。有时连续几天大量工作，有时他又因帕金森症发作卧床不起。

　　毛泽东身体状况虽然日衰，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

　　就会有个急切的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主席。并以一睹“东方巨人”为快为荣。对此，八旬老人面临的是纷至沓来的友谊之手，这能拒绝吗？犹如人不能拒绝空气一样拒绝这个热忱的世界。

　　1973年春，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外交活动达到了高潮。而此时，毛泽东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越来越讨厌耀眼的摄影灯在他书房里闪来闪去。周恩来非常着急，他除了及时了解病情和指导眼科专家的会诊外，还告诉摄影记者拍摄毛泽东和外宾会见的照片时间，必须严格限制在3分钟以内，多1分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另外，周恩来还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眼镜送给了毛泽东。他在写给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封信里说：

　　“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爱护和关心，真可谓入丝入毫，点滴不漏。

　　1975年8月，医生决定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摘除手术。这种手术属于一般性的小手术，但周恩来仍然不放心。尽管他自己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但却坚持要到手术现场。为了不干扰毛泽东的手术，周恩来和其他几位领导人提出不到手术室，不与毛泽东打招呼，几个人坐在手术室外的大厅里，一直等毛泽东手术做完之后才放心地离去。

　　毛泽东的手术像周恩来预期的那样，非常成功，他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1975年10月下旬，为了“延长生命”，医生给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到这时，周恩来先后做了13次手术。

　　“13”在西方被视为凶数。

　　周恩来曾因罗杰斯及其助手们为住“13”楼而生气时，给他们讲中国寓言“不怕鬼的故事”。罗杰斯等人听后都笑了，不安和气恼也顿时消失了。

　　然而，周恩来这次巧合了“13”这个“凶数”。他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周恩来此时不但卧床，而且已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膀胱等部位整个都烂了，但头脑仍然很清醒。卫士和秘书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听广播。

　　到12月，周恩来已经高烧不断，说话都越来越艰难了，声音非常微弱。

　　1976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发表，已处于病危之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恰好从广播里听到，便让秘书去买来诗词，并让他们读。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周恩来的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可是，膀胱癌和肠癌的剧痛很快又使他双唇紧抿。秘书收起诗词，他虽然疼得额上沁满汗珠，仍然坚持示意让秘书把诗词放在他的枕边。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感情是非常真挚而深厚的，即使在弥留之际，还惦念着毛泽东的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