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周恩来逝世当月，美国《时代周刊》发表题为《永诀》的专论，文章认为：“不可避免地，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的变化时，会把那个时代称为‘毛泽东时代’。可是，也不妨公平地称之为‘周恩来时代’。这样说，也是天公地道的。”①见方矩成、姜桂侬编《西方人看周恩来》，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第464页。美籍华人学者张大卫说：“总而言之，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仅仅为具有舵手风度的毛泽东的过激理论所指导，而是在任何必要的时候，也受到周恩来稳健领导风度的影响。”②见米镇波主编《周恩来研究概览》，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则从更深广的历史视野作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③见尼克松《领袖们》，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338页。

　　以上只是就毛、周生前的影响而言，至于身后的影响，学界也发表了一些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石仲泉的观点。他认为，就毛泽东与周恩来相比较而言，最有影响的可能是“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的精神”。他强调，这么界定丝毫不意味着要贬损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作用，也不是说周恩来没“思想”，毛泽东没“精神”。任何比较都只有相对的意义，都只是就某个方面突出某个特点的比较。毫无疑问，这两位领导人对后世的影响是全方位和多方面的，但相对来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影响比其精神风范的影响更为突出，周恩来的精神风范影响比其思想理论的影响更为强烈。

　　人们普遍承认，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具有巨大历史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生前的影响相对身后的影响更容易把握一些，因为它们有既成的、凝结了的经验事实作为判断的依据，而身后的影响固然也有经验事实作为思考的前提，但对于未来漫长的历史进程来说，过去的20多年只是短暂的一瞬。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他们的历史影响才会看得更真切一些。不过，评价人物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本能，也是人类历史主动性的体现。毛泽东一生充满着激越和挑战的情怀，打定主意要使中国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经过几十年的与天奋斗、与人奋斗，毛泽东晚年有不少的困惑，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他多次说过，他快要去见马克思了，并要和马克思讨论一些问题。究竟他要和马克思讨论些什么。我想，毛泽东晚年最大的困惑恐怕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决定性力量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一生对人性的改造怀有极大的兴趣，并使中国人尝试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生活方式。他的强力实践证明了人性的改造是何等的艰难!毛泽东的精神遗产的大部分，特别是他的兼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特征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面对强敌迂回图存出奇制胜的军事战略战术、将时代际遇与个性特征熔于一炉的诗词诗学等等将会内化到人类的智能结构中去，而某些精神遗产则将会以教训的形式长期地警示人类。作为一个执掌最高权力的思想家，毛泽东进行了广泛、有些甚至是冒险的社会试验，无论其造成了怎样的后果，都值得人们反复地加以研究。与毛泽东相比，周恩来留下的主要思想遗产是他的务实主义哲学。他历来关注政策的明智及其功利价值。虽然他有执著的共产主义热情，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保持清醒和务实的头脑。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将知识分为三类，即理论的知识、实践的知识和鉴别的知识。所谓鉴别的知识，只能从比较研究中得来。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学界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分别研究都已取得长足的进展，这就无论从史料的积累，还是从学术本身发展的规律来说，都需要学界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比较研究课题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