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上普遍流行一种说法，即毛泽东是决策者，周恩来是执行者，或者说“谋事在毛，成事在周”。这种说法一般来讲当然是对的。自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的合作格局逐步形成并固定下来，毛泽东统筹全局，着重于战略设计，周恩来负责具体组织和政策的执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周恩来还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建国初期，有人曾问过周恩来：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周恩来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这样的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①见金冲及《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对话》，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 这些情况难免给人们乃至不少研究者这样一种印象，即周恩来没有多少思想和决策能力，从而直接影响到对毛泽东、周恩来之思想比较的深入。

　　“谋事在毛，成事在周”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很难设想，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不需要经常做宏观上的战略思考。实际上，周恩来也是一个有战略眼光和重大决策能力的政治家。英国人詹姆士·麦克唐纳的说法比较近情。他认为周恩来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是在政策决定之前当顾问，二是在政策决定之后当执行者。②见方矩成、姜桂侬编《西方人看周恩来》，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页。在不少宏观问题上，他的思想和毛泽东是有差别甚至是有重大差别的，而且即便是执行决策，也不是一个简单机械的推演过程。周恩来多次说过，毛泽东是搞战略的，他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这虽然是自谦之词，但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实施政策的过程是一个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因而也需要讲求方式、方法和策略，有时还要加以必要的修正。周恩来许多重要的理论创见恰恰是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产生的，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中国的文艺政策。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政策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基本依据的。但由于时空的转换，这个讲话的不少内容并不完全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周恩来正是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在新的历史制高点上推进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毛泽东的思想自成体系，这是公认的事实，至于周恩来的思想是否是一个体系，这里不作妄断，但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领域的问题进行过深湛的思考，却无人可以否定。周恩来知识结构上的均衡，在国内外的政治家中都是罕见的。毛泽东的思想与周恩来的思想在不同的主题、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次等问题上构成十分复杂的对比关系，只有进行扎实的比较研究，才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他们的政治性格和理论贡献，以及他们的一致与分歧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

　　首先，从不同的主题来比较。毛泽东一生主要的理论创造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对中国国情的熟悉和对人民大众需要的敏锐直觉，使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成功结合，圆满地解决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在怎样推翻一个旧世界的问题上，无人比他更有办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有若干重要的理论创造，其中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取得的正确认识，后来被有机地融汇到邓小平理论之中。但从总体上看，在怎样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方面，他的知识和经验逐渐呈现出较大的局限性。与之相比，周恩来缺少毛泽东那种革命年代所需要的领袖人物的超凡想象力，特别是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国情的认识与毛泽东存在一定的差距。在遵义会议上，他全力推举毛泽东，说到底，是因为他深信这场革命注定需要一位深谙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的状况和习性，以及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和运行规律，而且具有杰出军事才能和超凡魅力的人来领导才能成功。然而，在怎样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周恩来特别富于远见卓识。他牢牢抓住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几个重要条件，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尊重知识分子、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等。当然，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周恩来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尤其是他也难以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