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攀枝花地处川西南山区,交通不便,当时,去那里作调查都不容易。先从成都坐飞机到西昌,再由西昌坐汽车到会理,停一天之后,又从会理坐汽车到金沙江的拉鲊、鱼鲊过渡。金沙江的两岸都是海拔两千米以上的高山,经过云南省的仁和镇,到金沙江边的渡口,再由渡口坐船而下,一直到攀枝花山脚下的江边下船,爬十几里山坡,才到攀枝花村。在这里了解了攀枝花矿山情况后,往西走上十几里山路到弄弄坪,进行调查研究。回来时是乘船过金沙江,经渡口到仁和镇。金沙江水流湍急,漩涡很多,船一旦卷进漩涡就很危险。早先到攀枝花时,一位工程师就因坐船遇到漩涡而牺牲。
三线建设委员会组织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的副部长们,各部的计划局长、基建局长、设计院负责人,西南局书记阎秀峰、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云南省委书记郭超及其他有关局长到攀枝花现场进行调查研究,用三天时间察看了各厂矿的场址、铁路支线和公路网的线路,用两天时间分别作自己的建设计划,再用三天时间开会,做出了冶金部和各部的以钢铁为中心的综合平衡建设方案。各部门很快做出了初步设计。攀枝花周围都是荒凉、贫穷山沟,村庄既小又稀少,文盲很多,而且每个村里都有麻风病人。据当地人传说:鸡吃了麻风病人吐的痰,人再吃了这种鸡下的蛋,就会传染上麻风病。一传十,十传百,人们恐惧起来,害怕在这里工作。卫生部很快派来一位局长,告诉大家:解放前,麻风病是无法医治的,为避免传染,往往把麻风病人集中起来,关在房内用火烧死。解放后,我国对麻风病已能医治,除病情十分严重的不能治好外,一般都能治愈。现在麻风病院的负责人,多是治好的麻风病人,病院的医生和护士,都养鸡、吃鸡蛋,没有人传染上麻风病。这种病只能直接传染,不能间接传染。全国除少数几个省外,大多数省都有这种病。这样,才消除了大家的恐惧心理,安下心来工作。
1965年秋,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乘坐一辆吉普车,沿险峻的山路来到这开满攀枝花的地方,审定钢铁厂的建设方案。并视察了大部分地方,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他把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召到重庆,具体指示要充实兵器工业的一些重要工厂的力量;派钱敏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加强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接下来,数万铁道兵奉命开进滇川交界的群山之中,拉开了修建成昆铁路的序幕。京、津、冀、鲁、豫五地的1500辆汽车,满载着设备和物资,日夜兼程在滇川道上。10万建设大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金沙江安营扎寨,攀钢建设当时成了三线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党委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加之现场广大建设者的艰苦奋斗和创造性劳动,西南三线建设的工作基本上达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要求。兴建起了攀枝花这样大型的钢铁工业基地;常规武器配套计划提前完成了,还有许多其他重要厂矿。现在这些厂转为军民结合,正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当然,限于当时的认识,对一旦发生战争的飞机轰炸估计过高,因而把一些工厂建在山沟,车间的完整生产过程也分散建设了,造成不能实行生产线的机械化、电气化,多花了投资,也多浪费了设备和材料。
大批英雄的建设者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满怀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热情,迅速奔赴艰苦的大三线。上海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担负了支持大三线建设的重任,国家先后向上海下达了三百多个搬迁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国防军工、基础工业和短线产品,迁移方式主要是迁厂、调人、建新厂。
我国的三线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64年至1968年;另一个阶段为1969年至1973年:1964年至1968年,三线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南地区,采取沿海地区支援内地建设的方法,在将一部分工厂、工程迁到内地的同时,对内地新建项目的建设由沿海地区抽调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来支援。在1964年到1968年间,我国西南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在这期间先后开始修筑贯通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湘黔等几条重要铁路;新建、扩建了攀枝花、包头、酒泉等大型钢铁基地和为国防服务10个迁建、续建项目;在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建设了一批为国防服务的石油、机械、电力项目。这就使得西南“三线”战略大后方基地已初具规模。
1969年至1973年间的三线建设,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给大三线的建设增加了很多困难,有些项目的建设工期被拖得很长,有些项目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但是,当年的三线建设者,扎根山沟,艰苦创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为三线建设“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他们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艰苦建设,经历了物质条件匮乏的漫长岁月,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包括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终于在大三线建成,三线建设给内地的一些城市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了内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攀枝花、六盘水、十堰、西昌等,过去是荒山野岭,现在成了著名的以钢铁、煤炭、汽车和有色金属为主导产业的新兴工业城市。“文革”结束后,有些三线建设项目仍在继续完成。
三线建设也造就了不少人才。如“文革”期间分配到刘家峡水电站劳动的胡锦涛、分配到湖北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的王兆国,还有后来担任重要工作的一大批干部,就是在三线建设的大熔炉中锤炼出来的优秀人才。
来源:《红墙知情录》尹家民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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