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过程艰难而漫长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为统筹安排三线建设，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三线建设一个“小计委”，全面负责三线建设的规划工作。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西南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主要内容有：（一）凡是在一个地区建设的各重大综合项目，都应采用大庆的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办法，以中央主管部为主负责统一指挥，统一管理，有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成立攀枝花特区党委、工地指挥部，由冶金工业部统一领导；成立以重庆地区为中心的配套建设指挥部，由主管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二）西南的中央直属建设项目，所有建设的施工力量、技术力量、设备和材料，由各有关部统一安排，负责解决，并由国家经委督促检查执行情况；所需的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临时工以及其他问题，由有关省、市、自治区负责安排；（三）为了加强对整个西南建设的领导，决定成立西南建设委员会。

　　西南三线的地域包括川、云、贵三省。许多重要项目摆在四川，少数摆在贵州。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中央各部门的建设项目，三省的建设项目，由三省各自负责。

　　在1964年5月召开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了过去曾经出现过只发展沿海，忽视发展内地工业；只强调建设内地，不注意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础这样两种倾向。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困难，不得不大幅度地压缩基本建设战线，西南三线建设迟缓了。毛泽东在那次会议上指出：“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建设不起来，睡不着觉。”广义而言，毛泽东这里说的攀枝花，实际上是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代名词，而攀枝花钢铁基地是三线建设的重点。他讲话的精神实质，是要求加快三线建设步伐。这次会议，对动员全党重视西南三线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党中央对西南三线建设抓得很紧，又很慎重，先确定由李富春主持三线建设，以后周恩来总理也亲自领导。1965年，周总理陪西哈努克亲王由重庆到武汉途中，要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在船上汇报西南三线建设情况和经验。周总理作了许多指示，其中特别讲到，三线建设按物资作综合平衡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节省下的建设投资分成三份：一份留给建设单位，一份给建筑单位，一份帮助农民搞“三不四要”（即：不占或尽量少占农民的良田好地；不拆或少拆民房；不迁或少迁居民；不搞高标准非生产建设，坚持延安精神，勤俭节约。要求搞农业用水；要求搞农业用电；要给农民留肥料（粪、尿）；要给农民留泔水喂猪），使农业增加生产。

　　1964年下半年，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主任，程子华和阎秀峰任副主任。还专门成立了三线铁道建设总指挥部和铁道兵总指挥部，李井泉任总指挥，吕正操、熊宇忠任副总指挥。后来，彭德怀也被派到西南，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如彭真、贺龙、陈毅、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等，都先后到西南三线建设现场实地考察和指导工作。由此可见，不仅是毛泽东，整个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很重视西南三线建设。

　　比如攀枝花钢铁厂厂址的选择，就是当时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为此，程子华与中央有关部委、四川省委的负责同志一起，加上一百多名各方面专家和技术人员，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遍历攀枝花、乐山、西昌等18个厂址实地考察，详细分析、比较各个厂址的优缺点。最后选择了攀枝花、西昌和乐山三个厂址。又把三个厂址作了比较，根据科学院负责地震工作一同志介绍，西昌有地震问题，历史上曾发生过十级地震。安宁河水库渗水，用邛海水有与农业争水的矛盾。最后，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攀枝花和乐山两地。当时，有的同志竭力主张在乐山建厂，理由是那里人多，土地平坦，接近工业城市。程子华等同志则主张在攀枝花建厂。正好这时李富春、薄一波到攀枝花和乐山两地调查，他们听取了双方不同意见的汇报，回京以后根据实地调查的情况和听到的各方意见加以详细研究。1965年2月，李富春、薄一波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毛泽东在听了汇报后指出：乐山地址虽宽，但无铁无煤，如何搞钢铁？这才最后决定在攀枝花建钢铁厂。在攀枝花建厂的好处是：该地区铁矿丰富；又有较多的煤炭资源；钢铁辅助材料基本齐全；金沙江从中穿过，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业和生活用水，靠近成昆铁路，便于同六盘水地区的煤矿连接起来；紧挨林区，便于木材供应；地处亚热带，农业生产的条件很好；把工厂摆在高山脚下的坡地上，不占良田，便于建设起一个新的城市。

　　攀枝花钢铁厂确定建设后，毛泽东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攀枝花钢铁厂建设起来后，提不出铁，炼不出铁，后悔不后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不后悔。”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