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最初在高层有过分歧
本来，因为“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中央下决心进行调整，毛泽东提出从1966年起再搞“三五”计划。“三五”计划本应在1963年开始进行。
在1962年1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之后，2月，中央又召开了讨论如何克服严重困难的西楼会议。会上，急于扭转市场供应紧张局面的陈云，在会上特别强调：“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又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痛痛快快地下来”。同样牵挂百姓疾苦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即兴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与会者建议将陈云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指导调整。刘少奇却趋起了眉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显得心事重重。原来他是担心这个讲话毛泽东能否接受。于是他亲自赴武汉向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刘少奇满面春风回到北京，立即给秘书打电话说：“毛主席同意了，多好啊！”显然刘少奇并没有掌握毛泽东的心思。其实毛泽东内心对这个讲话是不满意的，他以他惯常的“不反对”或不表态，来保留内心的不满，以便寻找适当时机来表达他的真实想法。他的这种姿态常常引起一些误解。
1964年的一天，毛泽东站在巨幅中国地图前问周恩来：“你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周恩来回答道：“那里荒无人烟，只有漫山遍野的攀枝花……”
毛泽东听罢，脱口道：“那就叫它‘攀枝花’。”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在那次会议上，时年71岁的毛泽东多次插话，明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
当李富春说到基础工业、交通还比较薄弱时，毛泽东插话时打个比喻说：“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基础工业中，他又十分强调钢铁工业的作用，关注的目光放在西南三线中的攀枝花和西北三线中的酒泉。
汇报到关于逐年减少进口粮食、增加新技术进口的意见时，毛泽东深表赞同，但是对邓小平集中投资搞四亿五千万亩高产稳产农田的主张，不以为然地说：“已有二亿四千万亩了，再搞一亿六千万亩就是四亿亩，也很好嘛，不要套四亿五千万亩、五亿亩那个框子。”
毛泽东当年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确倾注了心血，薄一波曾回忆道：“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当时，毛泽东经常是从早晨9点40分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下午。下午处理完党政事务后，到晚上19点10分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然后研究这些汇报材料，继续工作到深夜。
第二、三天继续汇报，毛泽东又对对外引进和投资农业发表看法说：“还是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起变化的。（有人说）‘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可以。’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很好；要贷给我们，我们也不要。”“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比如尖端技术，要搞一些，但不宣传。”“要像大寨那样，它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发展农业，要靠发扬陈家庄（在山东曲阜）、大寨的精神。”
显然，毛泽东的思路和“初步设想”指导思想有差别，但因为当时中国遭到封锁，没有外援，所以是否应该贷款并不成为实际争论问题，总的看法还算是一致的。于是，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初步设想”。
5月18日，李富春在会上说明：还是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搞45亿亩高产稳产田；一些重要铁路“或者安排不上，或者修不通”；小而全的国防工业体系仍然安排争取1972年完成，不提前；毛泽东特别重视的酒泉、攀枝花钢铁基地也只安排为“要积极准备条件”，暂不上马。
毛泽东显然对维持原计划安排不满意。5月27日，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从存在着严重战争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
毛泽东说：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刘少奇曾经讲：主席着重讲到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位，第一是攀枝花，其他方面少搞，重点搞攀枝花。邓小平也指出：酒泉和西南一样是大后方，现在变了，也算是第二线。先搞攀枝花，只能打歼灭战，不能到处铺摊子。周恩来也主张在加强三线建设的同时，兼顾战争准备和长期建设这两手。他说：“我们第三线是空白架子，非要去建设不可……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平衡。”
毛泽东的态度迅速扭转了大家的认识。第二天，各人发言陆续表态。
李富春检查说：“还有两个战略布局问题我们在计划中注意不够，一个是工业布局的纵深配备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我们整个工业的战略布局，必须要真正重视建设后方，搞纵深配备，战略展开。可是我们在计划中间对西南的建设就注意不够。比如铁路修建，成昆路没有安排，湘黔路只安排了一半。”
周恩来批评“初步设想”说：“这个计划一看就看得出来，不仅成昆铁路跟张家口到白城子的铁路没有列上，就是拿整个运输力量跟整个生产量的对比来计算也能看出，交通运输方面的安排是通不过的。这就是说，这个布局是不完全的。基础工业上不来，怎么能够支援农业跟照顾国防呢？”
刘少奇着重讲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他说：“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误了时间，将来不利。”他又说：“最近的确是有这样一个苗头，一放松大家就放手去干，这个苗头继续发展下去，就又要发生过去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等问题。”“酒泉似乎也可以慢一点”。
经过讨论，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初步设想”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建设。邓小平说：“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和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基础。”
但是，毛泽东仍然感到不满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两个问题。首先，他更明确地提出三线建设的主张：“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其次，他批评制定计划的方法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他认为，在分配投资时，要重点考虑基础工业、国防工业，然后才是农业。这和“初步设想”的投资次序是不同的。
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和极大权威，使与会者很快统一了思想。从此，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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