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称赞李先念的做法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

　　全面抗战打响后，1939年1月，奉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命令，李先念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竹沟镇南下，向武汉外围挺进。

　　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对李先念的南下非常关心。要求李先念及所率部队应由铁路两侧到国民党不去之区域发展，在发展中目标尽量缩小，并多组织过渡形式武装，多求质的巩固。

　　2月12日，毛泽东电示：“我军每到一处，均须发布告或宣言”，“广泛宣传，以打击反共顽固派”，唤起民众，一致抗日。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下，李先念在南下途中，一面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广泛地播下抗日种子，一面将各地党组织领导的分散的抗日游击武装穿珠成串。继新四军挺进团成立后，6月，李先念和陈少敏等在京山养马畈主持了鄂中区党委会议，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决定在鄂中打出新四军的旗帜，并统一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建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下辖5个团队，使中原敌后产生了第一个游击主力兵团。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一经成立，在李先念的率领下，高举新四军的抗日旗帜，向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河两岸的敌后挺进，机动灵活地打击汉奸、伪军和零星日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逐步创建根据地。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制造了一次又一次反共磨擦，使新生的根据地和人民武装面临着严峻局势。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决策下，中原局作出了创立最坚强的抗日游击队伍，建立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连成一片的决定。11月中旬，李先念与朱理治、陈少敏、任质斌等在四望山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鄂豫皖、豫鄂、鄂中三个区党委，统一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并将以上各地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1940年1月3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湖北京山八字门正式建军，李先念任司令员。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指示“李先念的任务是巩固现地策应我军”。刘少奇根据党中央及毛泽东的指示意图，从苏皖敌后给李先念发来指示：“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我党所领导的部队，统归你们指挥节制，部队番号改称挺进游击纵队”。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建军时，国民党顽固派正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进行坚决自卫。

　　4月17日，李先念、任质斌等率纵队主力东进，对盘踞在大小悟山地区的程汝怀部展开攻击，击溃了顽军，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并发展了抗日武装，在边区粉碎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反顽自卫战争，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5月4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南局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电中，不仅充分肯定李先念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并明确指出“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对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

　　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对正在开展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军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同时，经中央肯定和传播的鄂豫边区之新鲜经验，对发展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毛泽东指示李先念，“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并做着准备的。但它来得这么快，却是毛泽东所没有想到的。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是一个矛盾而又复杂的中国。中国何处去？毛泽东在思考，蒋介石也在思考。民族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内战的阴霾又笼罩大地。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剑锋直指解放区。

　　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的当天，毛泽东就对孤悬敌后，独撑武汉外围抗战局面，直属中央军委指挥的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发来指示，对第五师和边区进行了新的战略部署。毛泽东指出：“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中小城市、交通要道，限令伪军反正、投降，并按指定地区驻扎，否则即予以消灭，立即投入准备对付内战这一新的严重斗争。”

　　对抗战胜利到来后所面临的复杂形势，李先念也忧心忡忡。他与郑位三、陈少敏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形势突变，一切出人意料之外，我们领导机关及干部，对此全无经验，加之地区辽阔，难以照顾周全，深抱急忧……国内蒋军必四方逼近，我主观弱点太多，虽有兵4万，但地区太大，不敷应用。且今后内战需要正规战、运动战始能解决问题。我目前全力抢武器、资源，作一切准备，着重为了应付内战。”因此建议：（一）某些地区、特别是平原丧失后，应以大别山西部、桐柏山东部为反内战基地。（二）八路军南下二梯队立即星夜出发，暂在边区待机一时，协助控制山地，调整阵容。最好能留在边区，则可整编四至五个旅，应付内战，更有把握。

　　李先念决心坚守中原、加强中原的战略性建议，深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12日，中央同意在鄂豫皖建立中央局，并决定派徐向前任中央局书记。因徐向前患病，“中央指定郑位三为副书记，在徐向前未到之前代理书记”。

　　8月15日，毛泽东谆谆告诫李先念：“时局虽急变，大局于我有利，你们是有经验的，必须对付新环境！只要手里集中一至二万精兵，什么也不怕。整编四五个旅甚为重要，半月左右能否完成？”这次来电，就意味着毛泽东对李先念的建议作了肯定的回答。

　　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其速到重庆“共定大计”。毛泽东在应邀去重庆谈判前，与刘少奇谈了一天一夜，告之密切关注东北和中原问题。

　　10月11日，在《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签署的第二日毛泽东回到延安。由于过分的紧张工作，毛泽东于11月中旬病倒了。

　　1946年6月，毛泽东的健康基本恢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时的中原解放区已是大军压境，战云翻滚。经过精心部署的蒋介石，认为彻底消灭中原解放军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密令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第五绥靖区和武汉行营之第六绥靖区，按既定计划，先速歼中原李先念部，并指令担任攻击的各部队，务必于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围态势及攻击准备，于7月1日占领中原军区司令部宣化店，实施攻击。

　　面对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无比的勇气，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指示中原解放军坚决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实行战略转移，粉碎敌人的阴谋。

　　6月23日，在收到李先念和郑位三关于突围部署电报后，毛泽东立即以党中央的名义复电：“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以免延误时机。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26日晚，中原军区部队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突围部署，分路举行突围，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行动，打响了解放战争第一枪。

　　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三个月总结》中，对李先念率部中原突围给予高度评价：“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分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着老解放区作战，并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