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使毛泽东的探索走入歧途
　　既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局良好，又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在发现和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失误和错误后，又继续进行这种探索，那为什么没有能够达到这种探索的目标，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这种探索过程中，在国内外矛盾的干扰和影响下，特别是在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下，毛泽东的思想中逐渐形成和发展出一个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框架相对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经谈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的情形。他说：“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9]在思想领域里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形：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框架中占有巨大比重、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中不仅比重完全不同，而且其特点也全变了样。
　　在1956年党的八大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框架以后，毛泽东曾在多种场合、多次讲话中进一步阐释了这个思想框架。例如，1957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指出：“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1957年3月18日，他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指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30]应该说，毛泽东探索中的重要理论成果，从《论十大关系》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全都是在这个思想框架里形成的。
　　但是，当时国内外的形势，首先是在国际上发生了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引起的对于社会主义、共产党的冲击波，随后是国内出现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再加上随之而来的国内外一些重大事件的冲击和干扰，使毛泽东对形势作出了过分严重的错误估计，逐步形成和发展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他在总结苏共二十大、国际反苏反共浪潮、匈牙利事件的基础上指出，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肃清，现在自食其果，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31]
　　正是在这些矛盾斗争的干扰和影响下，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也作出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并据此在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转而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32]虽然这在当时还没有立即影响到党的实际工作，在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毛泽东仍然致力于抓生产、抓经济建设、抓技术革命，一直到轻率地发动“大跃进”，但与此同时，他又在1958年5月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让工作报告确认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变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干矛盾”。这就通过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为随后发生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以后，1962年的经济形势逐步好转，但党内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发生的意见分歧，又使毛泽东认为有一些领导人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于是，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加以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基础，因此，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随后，就在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在1963年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指示中，毛泽东又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在1965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中，他又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毛泽东在当时也提出过不要让阶级斗争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等思想，但是他还是认为要把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相结合，即所谓“抓革命，促生产”。
　　随着国内外不断出现一些政治风浪，特别是不时出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和破坏活动，毛泽东越来越重视和强调阶级斗争，越来越超出其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视，以致最终动摇了原先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框架，而完全代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直到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去观察和处理事情，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有悖中国的具体实际，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的。对此，毛泽东在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源时是看得十分清楚的。1956年9月22日，在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就曾经说过：“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33]为什么在斯大林犯过错误的地方，毛泽东又重蹈覆辙？这显然同当时国际国内复杂的矛盾斗争对毛泽东的影响有关，这种形势使他的思想越来越向“左”倾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把本来不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包括党内的意见分歧，也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改变了毛泽东探索的方向，使之由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转而变成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发轫于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首次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概念，而在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得到了系统阐释，并被毛泽东批示为“可用”。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还要进行以文化大革命为最重要形式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所以，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和逆转原先旨在探索在中国怎样建设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改变和逆转原先旨在探索怎样实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