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中印边境冲突中赢得主动

　　正当中国准备同发展中国家加紧发展关系的时候，中印两国关系因为1962年边境冲突，陡然紧张起来。因此，中国外交的第一个重要举措，是尽力减少中印边境冲突在同周边关系中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印边境冲突及其结果，是中国政府包括毛泽东在内所不愿意看到的。其结果，苏联乘机扩大并巩固了在印度的影响。而且，在中国谋求同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的关键时刻，中印关系的恶化使中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借重力量。这个代价是巨大的。如何能从这种困境中摆脱出来，化被动为主动，是中国领导人的当务之急。

　　中印边境冲突，是印度推行“前进政策”造成的。1962年10月20日，中国政府在自卫反击开始后，仍然呼吁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10月24日，提出重开和平谈判的三项建议。11月21日，中国又发表声明，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从12月1日起从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至1963年2月28日，中国军队单方面后撤计划全部实现。这些举动，不仅是对印度的，对周边国家的，也是对亚非关注这一事件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它昭示了中国领导人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

　　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立即得到积极的回应。

　　1962年12月10日至12日，亚非六国(印尼、缅甸、柬埔寨、锡兰、加纳、阿联酋)在科伦坡举行会议，提出关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冲突的建议，并由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前往北京，将这个建议转达周恩来总理。

　　对于科伦坡会议促成中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和反对帝国主义插手亚非事务的立场，中国政府表示欢迎。但是，对于建议中的一些内容有所保留。主要有两点：1.关于后撤军队。建议要求中国军队从军事驻地后撤20公里，而对印度军队则允许其“保持现有的军事驻地”；2.关于设立非军事区。建议提出，中国军队撤出的地区，“将是一个非军事区，由有待商定的双方民政点进行管理”。按照这两点建议，印度不仅可以不必像中国军队那样履行相应后撤的义务，还可以派民政人员进入中国实际控制线以内20公里的地区。因此，周恩来表示“六国会议建议的具体部分是有利于印度的，是不公平的。” 1963年1月6日，周恩来还拟定备忘录，针对上述两点建议提出了中方的解释。

　　科伦坡会议召开之前，中国领导人曾对会议抱有很大的希望。然而，会议的结果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一方面，科伦坡会议反对帝国主义插手亚非事务，主张亚非国家自己解决内部问题。这正是中国依托发展中国家的最基本的主张，必须给予积极支持。况且，参加科伦坡会议的大多数国家，还是当年万隆会议的发起国，积极奉行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发展关系的倚重力量。但是，科伦坡会议的具体建议又明显地偏袒印度，这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对科伦坡会议的建议不能简单地持接受或否定的态度，而只能有保留地接受这个建议，并对关键问题作出自己的解释。

　　中国政府在两点解释中作了重大让步。其一，印度军队可以保持现有军事驻地，但这个规定应该适用于中印边界全线，而不仅是西段地区；其二，在停火安排中四个有争议的地区，将没有中国边防军队驻扎。在印度军队和民政人员不进入这些地区的情况下，不设民政检查站，把这些争议地区完全空出来。这是中国政府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所做出的最大努力。

　　毛泽东等领导人决心作出上述让步，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尽力避免西方势力插手中印边界问题。

　　这是中国领导人唯一明智的选择。这以后，形势的发展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虽然中印边界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但是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逐步缓和下来。更重要的是，通过中国政府的种种努力，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理解，赢得了更多的亚非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和支持。这为中国进一步依托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