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认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特点，是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找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规律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它并不能自然地、外在地显示自己。人们必须在自己的实践中，去寻找客观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自己主观臆造出来的规律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我们）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28]不经历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积累经验的过程，要正确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是不可能的。

　　这里所说的经验，包括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两个方面。正面经验告诉人们怎么做是对的；反面经验告诉人们怎么做是不对的。毛泽东认为，不犯错误，人们的经验就不完全。“过去我们在建设问题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29]重要的不是不犯任何错误，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要善于从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事实上，只有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比较和对照，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才能逐步地符合实际。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局是良好的。1956年，他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和党的八大制定的路线，1957年他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这个探索所取得的重要的积极成果。毛泽东本人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30]“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31]不过，这个探索也经历过曲折。第一个严重的挫折，就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1961年6月，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说：“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这两年碰了钉子。”[32]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对于探索的主要内容所作的概括，主要是指“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认识，究竟取得了何种进展？又怎样比以往“大为深入了”呢？这可以从毛泽东1961年9月审定的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编辑的供干部学习的材料中看到一个大概。这个材料主要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论述。其目录是：“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二）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三）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几个问题：（一）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二）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三）不能剥夺农民，巩固工农联盟；（四）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和计划工作；（五）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最终还是要依赖于消费品的增长；（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七）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33]

　　这些论述，主要是针对“大跃进”中发生的问题辑录的。从原则上讲，这些认识尽管还不完备，但基本上是正确的，与“大跃进”开始时的看法比较起来（如认为共产主义已经不再遥远，有人主张取消商品生产，一些地方大刮共产风、搞贫富拉平等等），不仅逐步地接近了实际，而且确实是“大为深入了”。不过，毛泽东并没有认为，人们在当时就已经获得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完整的科学的认识。他强调，“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他在1960年6月所作的《十年总结》中说：“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34]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10年不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毛泽东决心再用10年时间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可见他认识到了这个探索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

　　怎么去进行这个探索呢？就是通过调查研究，这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必由之路。为了纠正“大跃进”中发生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毛泽东于1961年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他认为，“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35]“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36]

　　毛泽东曾经恳切地说：“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儿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很少了。”他表示，“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他同时希望大家都去做调查研究，“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37]这种自我批评，他反复地作过多次。随后，他确实身体力行，去从事调查研究了。

　　对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也作过严肃的自我批评。刘少奇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代表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就说过：“中央有些同志，常常只是依靠汇报来了解工作情况，没有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有一个时期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因而对于某些工作问题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对于这几年来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到群众中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38]

　　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众。“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39]进行调查研究，这就是向群众学习的过程、“向群众寻找真理”的过程。毛泽东强调，各级党委“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40]为此，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委都要把调查研究定为经常的工作制度”。[41]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针对性很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去积累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