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首先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说过：“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0]同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认清中国的国情，也是认清一切建设问题的基本的依据。

　　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曾经宣布，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当时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并没有作出分析。由于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在“大跃进”发动时，中共中央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个判断严重脱离了中国实际，是错误的。

　　由于在“大跃进”中碰了钉子，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矫正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11]这就是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还很遥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观点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渊源。

　　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要正确判断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阶段，而且还必须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特点作出科学的分析。“我国的特点是什么呢？”1958年8月，根据毛泽东的有关论述，陆定一在《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中将它概括成了四条。毛泽东肯定了这个概括，又加写了一条，将它变成为五条。[12]由于这篇文章的写作和毛泽东所作的修改，都是在“大跃进”发动阶段进行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记和历史的局限性；但是这些概括的大部分内容，在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的。

　　下面，我想结合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对这五条作一些分析。

　　(1)“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中国已经确立，它为中国以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毛泽东说，中国之所以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13]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全国经济等方面的事业组织成“一盘棋”，才能最有效、最合理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而这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做到。邓小平后来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中国搞建设，首先必须认清“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基本的事实，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注意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2)“人口众多，地区辽阔”。

　　人口众多，说明中国的人力资源、智力资源比较充足；地区辽阔，说明中国地上、地下的物质资源有相当大的数量，可供调配的东西比较多，发展的回旋余地比较大。这是中国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优势。毛泽东说过：“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14]不过，这个特点同时也是中国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毛泽东又说过：“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人太多，这么多的人要吃饭，要穿衣，所以现在还有不少的困难”。[15]而且由于地区辽阔，开发的任务重，各地的发展又不平衡，所以“我们这样的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想快，“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16]

　　(3)“经济落后，文化落后”。

　　中国过去是半殖民地。外国帝国主义势力来到中国，基本上不予只取。我们的经济、文化，“几乎是在没有什么遗产的情况下搞起来的”。[17]毛泽东经常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18]“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19]所以，“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20]进行经济、文化建设的任务很紧迫，很艰巨。他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21]“韩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我们要写一篇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22]

　　一穷二白这个事实，是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毛泽东认为，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穷与白，富与文，都有二重性。“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23]对此，聂荣臻解释说：“正因为穷，我国广大群众改革生产技术的要求就十分迫切，进行技术革命的干劲就十分大。”“由于白，我们可以不受旧事物的束缚，自由地充分地利用世界最新科学技术成就，更加有效地、更加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我们的资源，安排我们的生产，做到后来居上。”[24]所以，穷与白，看起来是坏事，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好事。这样看问题，不仅可以使我们自觉地利用后发者的优势，而且可以增强我们搞好建设事业的信心。

　　(4)“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在主观上是想迅速地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但是由于急于求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曾经一度严重地泛滥开来。这样的“大跃进”，显然不能构成中国的基本特点。其后，毛泽东对“大跃进”这个问题作出过进一步的解释。1963年8月、9月，他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进行了修改。修改稿中讲到：“在解放以后，能不能够实现大的跃进？能不能够使我国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跃进为先进的伟大的工业国？”[25]这里的“跃进”，是指“使我国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跃进为先进的伟大的工业国”。这样的“跃进”，显然应当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特点。

　　“有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26]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巩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中国人民就不一可能集中力量去从事建设；同时，中国的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可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因而从根本上讲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5)“中国是一个严肃地进行整风、反右的国家，是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国家”。

　　开展整风、反右派运动，毛泽东称之为进行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问题不可能通过整风、反右派运动一次性地得到根本解决，而且整风、反右派运动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经常的、主要的形式。

　　为什么毛泽东要加写这一条，并且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呢？我想，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中国比起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很大优势。我们党能够自觉地进行整风，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马克思主义，加强自身建设；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开展反对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能够通过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进行建设的积极性。这是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并利用这种优势。中共中央批准的一个报告就说：“我们的物质条件，不如各工业先进国家，要比他们取得更高的速度，就更要靠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这两条。”[27]由此可见，对这一条，如果不仅仅拘泥于字面上，而是从它的精神实质上去理解，那么，我们还是应当承认：具有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重大优势，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特点之一。自觉地运用好这个优势，对于搞好中国的建设事业是有重要意义的。

　　总之，对中国特点所作的上述概括，尽管有的表述还不尽精当，但其主要的方面是正确的。这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特点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