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与深刻教训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探求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走入歧途的结果，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类似错误的深刻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正是我们更加自觉地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历史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人郑重地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从中科学总结和吸取教训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提供的教训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概括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毛泽东晚年构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发动“文化大革命”虽有着完整的逻辑体系，但它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是错误的。用这样的理论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得出的结论自然会严重脱离实际。对此，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

(二)不能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而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一句话，一个想法，往往会作为“最高指示”、“最新指示”被贯彻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对毛泽东个人的态度成了划分“左”与“右”、“革命”与“反革命”的最重要标准。从而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到了极端，也把我国政治体制中一直存在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推到了顶峰。

“文化大革命”能够发动并持续十年之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断的交互作用。为了避免历史的重演，邓小平从健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三)不能提倡“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的政治运动，而必须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

“文化大革命”是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口号中自下而上的一场“革命造反”运动。在“踢开党委闹革命”、“造反有理”、“无法无天”、“天下大乱”、“全面夺权”的鼓噪声中，使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民主制度几乎荡然无存。结果，无政府主义恶性泛滥，派系争斗遍及城乡，全国陷入“全面内战”的混乱之中，轰轰烈烈的“大民主”成了“打倒一切”的混战。

正是从“文化大革命”的这场灾难中，人们更深切地认识到了民主与法治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为此，邓小平指出：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总想搞所谓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他还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些认识成果，正是对“文化大革命”沉痛教训所进行的积极反思。

(四)不能通过“突出政治”的“抓革命”和批“唯生产力论”的“促生产”来进行，而必须从具体的国情和国力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文化大革命”以“抓革命，促生产”作为经济工作的方针，经济活动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突出政治”为中心，以“大批促大干”为动力，以政治运动为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以片面的“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为指针。实践证明，这种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不能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向前发展的，它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经济规律，必然导致经济建设的无序和混乱。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从具体的国情国力出发，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但正是这场灾难把“左”的危害彻底地暴露了出来，从而使我们在深刻的历史反思中明白了许多道理，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清醒。正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在新的实践探索中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邓小平曾说：“‘文化大革命’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